娜娜掏出翻盖手机,没事似的打开了翻盖,说,我找他爹。
我疑惑地看着她,问,你怎么知道他爹的电话号码。
娜娜说,有两个人要了不用套的服务,我趁着他们洗澡,用他们的手机拨了我的手机,万一出事了我能找到他们。我一般遇见自己觉得喜欢的人,或者要了不用套服务的人,我都会趁着他们洗澡,把他们的手机号码偷偷留下来。你看,通了。喂,刘先生,我是珊珊,你记得吗?对,你什么时候再光顾啊?电话号码,电话号码是你自己留的啊,你忘记了啊。嗯。嗯。我帮你问问,我帮你问问。
娜娜挂断了电话。我问她,怎么了,怎么不直说?
娜娜说,直说了就把人吓跑了,手机号码一换就再也找不到了。
我说,不可能,会有人不要自己的孩子?
娜娜玩弄着手机,说,一大把。
我在车里搜索着电台,说,他要你帮忙问什么?
娜娜叹气道,他要让我问问,有没有新来的姐妹。
我说,那你就得说有。
娜娜说,是的。
娜娜拨了号过去,也许断线了,她又转身寻找了一下信号,继续拨过去,还是响了一声就断了。娜娜开了免提,问我,你看,这是什么情况?
我说,我知道,以前我的女人躲我的时候就这样,响一下就是忙音,他把你拖到防火墙里了。
娜娜问,什么墙。
我说,他把你的手机号码放在黑名单里了。
娜娜说,哦。
我抚了抚她的头发,说,不要紧。
娜娜骂道,这个乌龟王八蛋,一本正经的一个人,戴个眼镜斯斯文文,说他怎么事业有成,说做男人最主要的是负责任,一有事找上去就了。
我想安慰娜娜几句,结果变成了为这个男人开脱,我说,娜娜,你也没说是什么问题,说不定那个男的就是不想再出来玩了,你给他发个短信,黑名单里的短信万一哪天他看到了呢。
娜娜说,嗯,你真热心,什么都懂。
我说,我就懂这个,因为我以前女朋友屏蔽了我以后,我就给她发短信来着,她能看得见。
女人都天生想知道别人感情故事的发展,娜娜暂时把自己置身事外,关切问道,那后来呢?
我说,后来很好,她男人给我回消息了,消息上说,今天是我们一周年纪念日,我们感情很好,请你不要再骚扰她。
娜娜说,哎呀,那你一定很难过。
我说,是啊,可我和她分手才两个月。
娜娜完全忘我了,问道,那你找她干什么呢?
我说,她老在外面混,认识的人多,那个时候我一个朋友进去了,我想问问她认识不认识什么人。
娜娜开始延伸这个故事,问道,你朋友怎么进去了。
我说,他袭击了化工厂。
娜娜问,谁是化工厂啊?哦,是化工厂啊,他袭击化工厂干什么?
我说,这个事情挺长的,我以后和你说吧,你先给你的那个先生发短信。
娜娜说,哦。
其实我是比她还要紧张的,虽然我们是患难之交,但我其实对这个女孩子并无感情,我希望她一切安好,然后下车。我希望她联系的下一个人可以帮到她,这样她就不必向我借钱。我无心无力带她一起上路,她只是我旅途中一个多说了几句话的妓女而已。
我们到了一个马路超市边,我停下了车,给了娜娜一百块钱,说,娜娜,去买一些东西,我在车里等你。
这个超市是一个山寨的大超市,灯光明亮,超市门口有五彩的布棚支起的一个露天台球桌,很多赤膊的青年猫着腰在打台球。对面是一个巨大的厂房。
娜娜接过钱,往前跑了几十米,又折回来,问我,你要吃什么?
我说,随便。
在车里等待的时间,我不停地搜索着当地的电台,可是那些国道旁边的小镇边,都只有同一个类型的节目,我从调频95一直拧到了调频109,只能听到不停地有听众打进电话,要不是不行了,就是性病了,连个音乐都没有。台球桌那边开始喧闹,一个肤色黝黑的平头男子,他解下了皮带,用皮带头抽着对面桌的两个男子,旋即裤子掉了下来,他索性脱了牛仔裤,向那两人扔去,那两人落荒逃走,男子捡起裤子,把两个裤腿往身上一系,站上了台球桌,对着剩下的十几个男子说了一堆话。我不知道他说话的内容,他像极了我的哥哥。
我回想起了我从旗杆上掉下来以后。这个旅途上,我打算在一切等待和寂寥的时候,将我的童年回忆一遍。对了,我忘记告诉你们,我有一个哥哥。作为遵纪守法的好家庭,我当然不可能有一个亲哥哥,这个也不是我的表哥,他是我的邻居丁丁哥哥。他是一个大学生,是我们附近的榜样。那个时候大部分人都去考职校和技校了,因为职校和技校最见效。我哥哥考取大学以后回来的第一周,好多周围的职业和技校生都围着我哥哥,要看看我哥哥的课本,他们想知道我哥哥都学了些什么,大学和技校有什么区别。我哥哥只拿出了两本书,一本《八月之光》,一本《愤怒的葡萄》,说,我的书单都有四页纸。
我们都知道他在装×,但我还是被他深深地迷倒了。丁丁哥哥说,你最爱读书,你拿走一本去读吧。
三年级的我选择了一本《愤怒的葡萄》,因为它看着更好看一些。但我只读了一页,因为它完全不是一本讲葡萄的书,而我在我家养鸡的小院子里种了葡萄,葡萄藤已经开始沿着晾衣服的竹架攀爬,我想知道葡萄是怎么想的,葡萄的人生是怎么样的。
隔了一天,丁丁哥哥找到我,收回了那本《愤怒的葡萄》,他说,我昨天晚上想了想,我觉得你也看不懂。
在身边的所有人里,我就管他一个人真心叫哥哥,因为我最钦佩他。他学习成绩好,血气方刚,总是能挺身而出。虽然他总是为了姐姐们挺身而出。丁丁哥哥去过很多很多地方,他每次回来都会给我讲他旅行的故事,他总是代表这里,代表那里,去到必须要坐火车才能到的地方,而我连火车都没有见过。我第一次看到火车便是丁丁哥哥带着我,我坐在他的自行车前杠上,他一直不停地蹬,速度飞快,我紧紧地抓住把手。丁丁哥哥说,如果我们有一台摩托车就好了。我问他,你会开么?他说,当然。
一个多小时以后,我才看见铁轨,我们又等了一个小时,我终于看见第一列红色的火车从我眼前开过。一如所有儿童的本能,我开始数着车厢数,突然我发现异样,问丁丁哥哥道,咦,为什么火车不是绿的呢?
丁丁哥哥说,邪了,我也是第一次看见红色的火车,也许是国家领导人坐在里面的专车,所以是红色的。
我马上立正,对着火车敬了一个礼。
丁丁哥哥连忙问我,说,你这是干嘛。
我说,我在向领导人致敬。
丁丁哥哥说,火车开那么快,领导人根本就看不见你敬礼。
可我还是笔直地在敬礼。
火车的最后一节呼啸而过。
丁丁哥哥大喊一声,礼毕。
我这才放下了手。
那一天我的屁股坐开了花,你能想象在一根单杠上坐了两个小时无所事事该是多么的蛋疼,但是我依然坚持坐在前面,因为如果坐在后座,丁丁哥哥高大魁梧,把我前面的视线挡得死死的。回来的路上我兴奋难抑,第一次远行丁丁哥哥便带我看到了国家领导人。后来丁丁哥哥去的地方更远更多,他去过香港,他甚至坐过飞机。他对我们说坐飞机的经历,周围围绕着三十多个从各个地方赶来的人。丁丁哥哥告诉我们怎么样登机,还要过安全检查,在跑道上加速的时候推力是多么的大,然后一句起飞,我们的头都同时一仰,感同身受。我有任何不懂的事情,我都会跑到隔壁去问丁丁哥哥。当然,我妈妈叮嘱过他,不要帮我做数学题,可丁丁哥哥自己都有数不清的作业和参加不完的比赛。他还练散打。丁丁哥哥的家境要比我们好一些,所以他们家的楼房是三层,他经常爬上他们家三楼的平台上练散打,我就在我们的水泥场上仰望他,一望就是半个小时,因为老是逆光,看着虽然形象光辉,但是影响视力。我怀疑我的眼睛就是这样看坏的。有一次我捡到了一副被踩破的墨镜,是一个兔子的牌子,有一片镜片是好的,我就把那片镜片捡起来,用于在楼下看丁丁哥哥练散打,这个习惯我保持了好久,以至于学校组织看日全食的时候,我满眼睛依然是丁丁哥哥。
我周围还有不少哥哥,但是那些哥哥们浑浑噩噩,还有一个哥哥甚至要和我们抢弹子。那个哥哥一直在换工作,总是不能变成合同工,是我们这里最大的一个哥哥,小伙伴们都叫他临时工哥哥。
在那个时候,打玻璃弹珠是我们最爱的游戏,我们叫这个为打弹子,我有大概六十个弹子,那个时候的弹子是两分钱一个,我最喜欢彩色弹子,当然,大家都喜欢彩色弹子。我们当时打弹子就一个规矩,那就是蹲定了以后脚不可以动,但因为那个时候小,没力气,所以手是可以往前送的。我的周围有四五个小伙伴,每个人的准星都差不多。临时工哥哥他就喜欢和我们玩打弹子,我们一般都带二三十个弹子,他只带三四个,可是他有大弹子和小弹子。因为他去过发达的南方,那时候只有南方的弹子有大小,我们这里都是均码。他要打别人的时候就换大弹子,别人打他的时候就换成小弹子,他每天都要赢走我们二三十颗弹子。但是我们躲不了他,因为能打弹子的泥地就那么几块。后来我们规定,不能换大小,临时工哥哥说不行,说宪法上没有规定打弹子不能换大小,只怪我们只有一种尺码,而他有各种尺码。我们表示不相信,因为我们是少年先锋队员,法律一定会保护我们的。当时我记得最神的地方是他居然真的拿出了一本宪法,我们一条一条对下来,发现宪法上真的没有规定在打弹子的时候不能随意变换弹子的大小。我们只能伏法,继续被他欺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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