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要扼要讲讲的故事发生在我结婚后不久的一八八九年的夏天。我那时已重新开业行医，并且终于把福尔摩斯一个人舍弃在贝克街的寓所里，虽然我还不时地探望他，甚至偶尔还劝说他去掉他那豪放不羁的习性来我家作客。我的业务蒸蒸日上，凑巧我的住处离帕丁顿车站不远，有几位铁路员工就到我这里来看病。由于我治好了他们当中一位所患的痛苦缠绵的病，他就不厌其烦地到处大肆宣传我的医术，尽量将他能够对之施加影响的每一个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诊治。
一天早晨，将近七点钟的时候，我被女佣人的敲门声吵醒。她对我说，从帕丁顿来了两个人，正在诊室里等候。我急忙穿上衣服，匆匆下楼。因为经验告诉我，铁路上来的人，病情大都是相当严重的。我下楼后，我的老伙伴——那个铁路警察从诊室里走了出来，并随手把门紧紧地关上。
“我把他带到这儿来了，"他把大拇指举到肩头朝后指指，悄悄地说：“他现在问题不大了。”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道，因为他的举止使我感到似乎他把一个怪物关在我的房间里了。
“是一个新病人，"他悄悄地说，“我认为我最好还是亲自把他送来，这样他就溜不掉了。我现在就得走，大夫，我和你一样，还得值班去，他现在在里边安然无恙了。"说完，这位忠实的介绍人，甚至不让我有向他道谢的机会，就一下子走掉了。
我走进诊室，发现有一位先生坐在桌旁。他穿着朴素，一身花呢衣服，一顶软帽放在我的几本书上面。他的一只手裹着一块手帕，手帕上斑斑点点尽是血迹。他很年轻，看上去最多不超过二十五岁，容貌英俊，但面色极其苍白。给我的印象是，他正在用他全部的意志来极力控制由于某种剧烈的震动而产生的痛苦。
“我很抱歉这么早就把您吵醒了，大夫，”他说，“我在夜里遇到了一件极其严重的事故。今天早晨我乘火车来到这里，在帕丁顿车站打听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医生时，一位好心人非常热心地把我护送到这里来了。我给了女佣人一张名片，我看到她将它放到旁边的桌子上了。”
我拿起名片瞧了一下，见上面印着：维克托-哈瑟利先生，水利工程师，维多利亚街１６号甲（四楼）。这就是这位客人的姓名、身份和地址。“很抱歉，让您久等了，"我边说边坐在我的靠椅上，“我看得出您刚刚坐了一整夜的车，夜间乘车本来是一件单调乏味的事情。”
“噢，我这一宵可不能说是单调乏味，”他说着不禁放声大笑起来，笑声又高又尖。他身子往后靠在椅子上，捧腹大笑不忍。这笑声引起我医学本能极大的反感。
“别笑了！"我喊道，“镇定镇定吧！"我从玻璃水瓶里倒了一杯水给他。
然而，这根本不起作用，他正在歇斯底里大发作。这是一种性格坚强的人在渡过一场巨大危难之后所产生的歇斯底里。片刻间，他又清醒过来，精疲力竭，面色苍白。
“我真是出尽了洋相，"他气喘吁吁地说。
“没有的话，把这喝下去吧。"我往水里掺了些白兰地，他那毫无血色的双颊开始有些红润了。
“好多了！”他说，"那么，大夫费心给我瞧瞧我的大拇指吧，应当说，瞧瞧我的大拇指原来所在的部位。”
他解开手帕，将手伸了出来。这场面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目不忍睹的！只见四根突出的手指和一片鲜红可怕的海绵状断面，这里本来该是大拇指的部位。大拇指已被迫根剁掉或硬拽下来了。
“天哪！"我喊着，“多么可怕的创伤，一定流了不少血。”
“是的，流了不少血。受伤后我昏迷过去，我相信我一定有很长一段时间失去了知觉。等我苏醒过来时，我发现它还在流血，于是我把手帕的一端紧紧地缠在手腕上，并用一根小树枝把它绷紧。”
“包扎得好极了！您本应该当一名外科医生才对！”
“您瞧，这是一项水利学问题，属于我自己的专业知识范围之内的。”
“这是用一件非常沉重、锋利的器具砍的。"我边检查伤口边说道。
“象是用屠夫的切肉刀砍的。”他说。
“我想，这是意外事故，对吗？”
“决不是。”
“什么？是有人蓄意凶残地砍的吗？”
“嗯，确实极其凶残。”
“真吓人。”
我用海绵洗涤了伤口，揩拭干净，将它敷裹好，最后用脱脂棉和消毒绷带将它包扎起来。他躺在那里，并没有因为疼痛而动一动，尽管他不时地咬紧牙关。
包扎好后，我问道，“现在您觉得怎样？”
“好极了，您的白兰地和绷带，使我觉得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原先我非常虚弱。但是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办。”
“我看您最好还是别谈这件事。很明显，这对您的神经是一种折磨。”
“噢，不会，现在不会了。我还得把这桩事报告警察；但是，不瞒您说，如果我不是有这个伤口为证的话，他们会相信我的话才怪呢，因为这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而我又没有什么证据足以证明我的话是真实的。况且，即使他们相信我，我所能提供的线索也是非常模糊的，他们是否会为我主持正义还是个问题。”
“嘿！"我喊道，“如果您真想解决什么问题，我倒要向您大力推荐我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在你去找警察之前，不妨先去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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