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我还告诉大毛，房子一定帮我留好，因为将来我还会回来住的，只不过我不清楚我这一去会是多久，也许一年半载，也许十年八年。
而事实上，这一次离开家乡，一走就是十五年。
这期间，我几乎是居无定所，去到一个城市，就小住个半年左右，了解不同地方的风俗和民俗，和各个地方的师傅们拜码头，交朋友，互相分享。我身上有手艺，且在不断地进步，办起事来越来越得心应手，帮助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我并不是每天都开门做事，而是当生活有了压力的时候，才会去赚一笔钱，足够支撑我一段日子的那种。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小平同志在几年前提出的“改革开放”构想在几个试点的经济特区初见成效，于是很快改革就席卷了大江南北，遍地开花，政治气氛的松动使得老百姓开始用除去工作的时间做一些别的事情，私人经商渐渐开始被允许了，集体公社的存在感越来越低，因为人人都开始不为每个月那一点工分去拼搏，不再守着国家发放的补给过日子了，人们对邓小平同志的改革报以极大的感恩和参与其中的热情。
在那些年，中国和美帝国主义在小平同志的访美中，长久以来的对峙关系得到了很大的缓和，人民也开始亲切地打出了“小平你好”的口号，这恐怕是中国几千年来，第一次有人用如此亲昵的称呼，来直呼国家领导人。那些年，西南边陲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涌现了一大批令人动容的英雄事迹，才有了后来那首唱遍大江南北的歌曲《血染的风采》。八十年代初的时候，电视机开始以一种全新的娱乐形态进入到老百姓们的生活当中，哪家屋里有电视的话，门槛都被宾朋给踩坏了。公社革委会被撤销了，取而代之的是公社管理委员会，那一年，街头巷尾传唱度最高的歌曲，其中有一句歌词是这样的：
“啊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是的，那段日子是我最美妙的时光，尽管那个时候我已年逾四十。
人们常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也许我的而立之年稍微来得早了一些，以至于我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不惑人生。所以我常常我会感叹，改革的浪潮在我们身边不断被目睹，每个人的生产热情出现了空前的高涨，这一下子将我的记忆拉回到解放初期的大跃进时期，可是随着老百姓收入水平的提高，知识分子的发声越来越被人重视，人们不再认为上学念书是在虚度光阴，而我这样生于四十年代初的人，却在这个阶段显得尴尬了起来。
你也许会问我为什么会尴尬，我或许会回答你，因为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你才会意识到，原来我自己之前身在江湖，浸染了几十年后，才发现我根本无法回到现实社会里，融入到这个蓬勃繁荣的集体当中。好在人们思想的开发，让我们这个行业的人越来越被人宽容，虽然依旧是所谓的“封建余孽”，可已经有一些花白胡子的老师傅老道士，放了个小马凳在街边，给人批八字看全相，再也不会被人动不动就抓进去蹲了。
我想那也许是我白发苍苍的时候，我的末路职业吧。眼下趁着自己身体还算不错，四处走走看看，领略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在这个国家生活了一辈子，竟然还不知道，我们的国家这么美好。但是即便我再四处漂泊，每年都一定会在一段特定的日子内，回到西陵峡的江对岸，朝着对面山峰绝壁上的秦不空隔江跪拜，以谢师恩。
在这十五年的时间里，我大大小小处理了近五百宗各种各样的古怪鬼事，认识了近百号能够彼此相惜的行内伙伴，同时也是竞争对手。其中有川北陕南梨园教派的吴氏兄弟，有岭南山师派的最后一位传人杨老前辈，还有祖籍四川，却在山东学成归来的出马师傅上官。此处不得不提的人就是上官，如果说我以驱邪抓鬼行走江湖的话，那上官所做之事，则是降妖除魔。他主要靠对付动物精怪，以“出马”的方式，来替百姓解决难题。是以当我在这个行业里逐渐成为一个老师傅后，江湖上就开始流传着一句话：“驱邪找司徒，抓妖寻上官”。而上官师傅和我都是复姓，也最终都留在了山城。
这十五年的时间里，我又差不多两年半就一直待在云阳县的云升宫，与松子为伴，终日练功读书，或是在山巅看那云雾茫茫。松子的师父在早些年已经过世，门下弟子因为学有所成纷纷走访天下，有些人成了民间德高望重的师傅，有些人则接管了其他道观，弘扬全真派的道法精髓，却只有松子一个人留了下来，养了一只猫，种了一亩地，每年都会去当年存放巫王魂魄的密洞之内巩固封印。也许是自己一个人呆得久了，松子还学会了自娱自乐，因为我当时上山的时候并未提前知会，也不知道道观的变故如此巨大，等我绕到了云升宫门口后，听见有人在院墙一侧低声细语，好奇心之下，我绕过去看了一看，却发现松子蹲在地上抱着锄头，堆着一株地里的白菜指指点点，好像在跟白菜说话。
我当时觉得好笑，于是就远远地咳嗽了一声，松子寻声看来，我们互相对望了许久，昔日青涩稚嫩的老友，如今已难掩岁月的痕迹，我们微笑着行礼，然后握手，接着相拥而泣。
在云升宫的两年半时间，我得知松子大多数时候依旧留在山上，也不怎么爱到山下去走动，所了解的知识，却大多来自于各种书籍的阅读。于是我邀约他，跟我一起下山，继续闯荡江湖。谁知道这一去，就让松子上了瘾，以至于我们回到云升宫后，他开始悲春伤秋，觉得山上苦闷，不如花花世界那么好玩。闷了几天后，我们俩都觉得无聊，于是开始给自己找乐子。
我们两个一把岁数的中年人，在娱乐条件缺乏的山上宫观里，我和松子无聊至极后，幻想着我们面前有一个乒乓台，然后我俩手里都有一副乒乓球拍和一个乒乓球，我发球，他接球，然后他一个快攻造成我的一个高球，接着他就一个扣球好让我措手不及。
我们就这么在空气中挥舞着手，意淫出一场精彩绝伦的比赛。最终以松子说我发球速度过快为由，而狠狠甩掉了手上的“拍子”，赌气不玩了。
我回到家乡山城的时候，已经是九十年代中期了。大毛带着傻姑娘来给我接风，王承乾先生已经仙去，我却是在回去之后才得知。而大毛的儿子也已经开始上中学，大毛并未教过他任何关于我们行里的手艺，因为大毛觉得，孩子还是要念书好，学不学手艺不要紧，心里装着敬畏就行。我问大毛那你的手艺后继无人的话，那岂不是太可惜了吗？大毛说来日方长，等孩子大一些了之后，他自己会想法子到民间去找一个好苗子，收做徒弟，就好像当初王承乾先生收下他为徒一样。
十多年不见，傻姑娘已经完全不记得我是谁，虽然容颜开始有些衰老，但由于先天的乐天派，以至于她看上去比同龄的女人快乐得多。在她的世界里，除了糖果之外，还有自己的儿子。即便是个傻瓜，也有护犊之情，或许傻姑娘只是习惯了和大毛一起生活，并没有真正理解到“丈夫”这两个字的含义，甚至她对大毛的那种喜欢和爱，都未必和我们理解的“爱”意义一致，但是她是爱自己的孩子的，就如爱吃糖一样的爱。
看着大毛经营好了自己的生活，我也很是欣慰，大毛在接风之后给了我一把钥匙，说在我走的这些年里，随着土地改革建设的兴起，以前的老房子渐渐变得有些影响市容，所以政府正在想法子准备拆迁，但是由于很多人不肯放弃自己家的老房子，所以迟迟不走。大毛担心我家长期没有人住，会被人强行破门，于是就自作主张替我换了一把锁。
大毛还告诉我，如果真的拆迁了，我会得到一笔不菲的赔偿金，因为当初我师父过世的时候，把房子就转让到了我的名下，而现在那块地皮，据说是整个城市最值钱的地段之一。
于是我继续在老房子里住着，离开了十多年，却没有丝毫陌生感，我甚至在老房子里住的时候，还梦见了我师父好几次。我周围的邻居很多都在这些年里已经搬走或是去世了，留下的一些老街坊看我重新回了家，就好像见到亲人一样开心，于是当我重新打开门做生意，就此决定，将来不走了，我就留在这里，直到做不动了为止。
我算是非常幸运的一批师傅，我们在一场浩劫当中幸存了下来，又因为一些令人惊奇的经历而被人当做一个传奇。回到山城后仅仅两年多，我就在这个行业里变成了名气最大的一位，许多人上门拜访，并非真的求事，而只是为了看看活的。和所有的行业一样，我们这个行业，也存在着商业竞争，在竞争当中有人不断压低自己的价码，而我却一直居高不下，即便如此，前来找我求事的人依旧络绎不绝。随着名气越来越大，人们对我的传闻也越来越离奇，有时候甚至离奇到我自己听到后，都会忍不住想笑的地步。
人们的接受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就迎来了我们这个行业最为黄金的一段时期，我开始不仅仅局限于和老百姓做生意，我甚至还和一些企业单位，甚至是政府部门打起了交道。由于办事得力，且干净利落，几乎从未失手，我直到五十多岁的时候，才真正意义上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了起来。手里的钱多了，存银行生利息，却不知道这笔钱该留给谁来替我花。于是取出了自己所有的存款，在老房子附近买了一套大房子，可以看到涛涛长江的那种。不仅如此，我还给自己买了一台车，并在买了车之后，才在五十多岁高龄的时候，托人托关系去学习了开车。
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暗暗对自己保证过，将来有钱了，我也要买一辆牛车；将来有钱了，我也要买一台拖拉机等等之类的话，可是世界在这短短的二十年间，变化得太快太快，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日子，如今却真实地在我的生活里。那个年代最流行的的车无非就是那老三样，我觉得太俗，而且满大街都是同样的车，显得我过于随大流，于是在大家都开着捷达、富康、桑塔纳的时候，我却买了一台黑色的奥迪100。
以至于我有时候开车出去兜风，会有警察同志远远看见我的车就朝着我敬礼，因为当年能开这种车的，基本上都是大官，谁能想到，里头坐着的，竟然是一个老道士，一个只是不想让自己虚度光阴的老道士，一个有着这样特殊人生的人。
而真正让我感到束手无策的，却并非所谓时代的潮流，而是那些突然涌入我生活的新鲜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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