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亡国之君
梁武帝的结局如何呢?
也就是在贺琛上书的四年之后,从北魏帝国叛逃至梁帝国的侯景,起兵叛乱,攻入梁帝国国都建康,将梁武帝软禁,最终他以八十六岁的高龄,被活活饿死在台城。
撰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是很少发议论,他写到这里呢?忍不住发作了很长的一段“臣光曰”——
梁武帝不得善终,是应该的。国君之所以在听取意见、接纳进谏方面出现过失,就是因为只注意了琐碎细小的事情而没有雄才大略。大臣进谏时所犯的毛病,也在于烦琐。因此开明的君主要抓住最主要的问题以驾驭万事之本。忠心耿耿的大臣要陈述大的方针政策来劝阻君主想得不对的地方,所以作为君主不需亲自动手操劳,就能取得大的功效,作为大臣说得简明扼要便能收到很大的效果。纵观贺琛的进谏,可以说还未达到直言极谏的地步,而梁武帝却已要勃然大怒,袒护自己的短处,夸耀自己的长处。他质问贺琛贪婪暴虐的官吏的名字,追问徭役过重及费用铺张的具体项目,用难以回答的问题来困扰他,胁迫他写成无法对答的奏章。梁武帝自认为每顿饭的节俭作风是极大的美德,忙到太阳偏西才吃饭这种勤勉的工作态度是最好的治国办法,为君之道他已具备,再没有什么需要增加的了。因而对于诸位大臣的规劝,认为全不值得去听。象这样一来,那么其余比贺琛的进谏更恳切、直率、激烈的话,谁还敢去对皇帝说呢!也因此,奸佞小人在眼前也视而不见,重大决策颠倒错误也不知道。声名遭受辱没,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国家被颠覆,祭祀被停止,被千古人怜悯讥笑,难道不很悲哀吗?
[1]为什么要全文引用梁武帝这么长的答复呢?
在这里呢?要和大家谈一谈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亡国之君是最无可药救的。
一种亡国之君属于隋炀帝式样的,这种亡国之君之所以亡国,不是因为愚蠢,而是太过于聪明,他们最大的特点呢?当然是自炫聪明。
后人在总结商纣王之所以亡国的原因,是这么说的。
商纣王的聪明足以让他拒绝臣子对他的一切进谏,而他的口才足以找到种种借口掩饰自己的过错,
在臣下面前炫耀自己才能,宣扬自己比任何人都还要聪明,认为每个人都比不上自己英明神武、光芒四射。[2]
对于这样的君主,再忠心的臣子给他提意见,也是白搭。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像坐过山车一样向亡国之路狂奔而去。
而另一种亡国之君就属于梁武帝式样的,这种亡国之君之所以亡国,不是因为品德败坏,恰恰相反,他们是完美主义者,身上的美德闪闪发光,自以为自己的人格魅力可以感召所有人。
这种美德完美主义者,是最听不得别人提意见的。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非常非常之完美了,无可指摘。
一旦有人提出意见,恼羞成怒,怒发欲狂都成了条件发射。
所以这样的君主一旦亡国,他们的哀叹往往是——
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3]殊不如,在一次次的拒谏之中,这种美德完美主义者,实际上选择的就是亡国之路。
因此上,我们在看待帝尧节俭这一个人私德上,不宜评价过高。
做过一个君主,最高价值应该体现在治国之术上,而不是当道德模范。
如果帝尧也像梁武帝一样,以自身节俭之美德,拒绝臣下的劝谏,那么绝对是不可能成为中国人心目中圣王贤君的。
一个君主是有着莫大的权柄,就像手上举着一支巨大的火把,火焰越是明亮,越是能够鼓舞人民信心。
然而,举着火把的人,若然一不小心,这火焰恐怕又会反过来吞噬了自己。
该如何运用好手中的权柄呢?
每个君主都有各自的答案。
帝尧是这样勉励自己的——
战战栗栗,如履薄冰。人啊,往往不会在大山上翻倒,而是跌倒在小土堆上。[4]12、上访制度
为了不让自己跌倒在小土堆上,帝尧想出一个办法,在自己的宫殿前,树立了一根大柱子,上面再挂起一面旗子,让老百姓有什么意见,可以站在下面宣讲。
如果要是他在宫殿里头没有听见,老百姓还可以敲响宫殿门口设立的一面大鼓。
这根大柱子,叫做诽谤之木。
后世的诽谤之义,是恶意攻击,毁坏别人的声誉,而这里的诽谤,则是表达不同的意见,提出自己的看法。[5]
这面旗子,叫做进善之旌。
进善的意思,就是请告诉我一个好点子。[6]
这面大鼓,叫做敢諫之鼓。
敢諫,就是有什么意见,大家就大胆的说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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诽谤之木、进善之旌、敢諫之鼓的设立,应该说是非常有创造性的发明。
论起帝尧的初心,可能是因为黜退了五大家族之后,心不自安。
因此呢?他特别需要掌握情报,知道五大家族的动静,如果他们有所异动,希望了解内情的人,前来告密。
老百姓纷纷进言,结果让帝尧在施政上得益不少,也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要知道上古乃是神道设教,君主裁决民政,对于老百姓的各种疑难。往往借助本人超级大巫师的身份,一言而决。
就像今天自认为有“特异功能”的大师们,那是绝对没有耐心听你絮絮叨叨的讲一件事情的经过,是非曲直。而是不容置疑直接给你一个答案。
既然超级大巫师有通天彻地之能,则洞察事情的真相自然是理所当然之事。如果是在倾听之后,才得出结论,反而会让老百姓怀疑,进而丧失了威信。
帝尧之所以特异于黄帝王朝之前的所有君主,乃在于他身上人王的气息浓烈起来了,而作为超级大巫师的色彩则变得平淡了。
他的执政风格则是谨慎而又有耐心,创设了这套上访制度之后,在倾听中,对于民间的疾苦就有了深切的同情与理解。
于是他所作出的裁决是那么的通人情,让老百姓感激。因此,对于帝尧之政绩,自然是大加鼓吹了。
这套上访制度是那么有效用,其后黄帝王朝的继任君主,帝舜帝禹都继承了。
这对中国的政治影响极大,作为后来之君主,再也用不着以超级大巫师的身份去装神弄鬼。
中国人也得以从容的自神权时代迈进王权时代。
到了夏王朝,君主就不仅仅是坐在宫殿里头,等着老百姓来上访了,而是设立一个叫做遒人的官职,派遣他们巡行于各地,宣达政令的同情,也探寻老百姓之疾苦。
遒人们肯定不可能抱着大柱子到处走,于是将诽谤之木简化成一种可以握在手上的乐器——木铎[8]。
从被动的等待上访到主动走访民情,又是一次很大的进步。
上访制度是自下而上,走访制度则是自上而下,两相交互,国家机器遂得以将触角深入基层,无远弗届,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便不再是一句空话。
准此,中国人在三四千年已经设计了这样政治制度,水平之高,置于世界各大文明中,也至为罕见,老祖宗之政治智慧,再次让今天的我们叹服。[9]
当然,进入王权时代,随着中国人之疆域拓展,国家治理人口之多,而君主之威权又不容假借,则君主对上访之老百姓要个个接纳,也不现实。
于是黄帝王朝之诽谤之木、进善之旌、敢諫之鼓,到了周王朝,则演变成了肺石。
肺石设置于西周王朝之都城,古人认为肺主声音,其石颜色赤红,长达八九尺,形状如下垂的肺,故名之。
根据文献记载,有冤屈之上访者,不论从多远的地方来,不论是老人还是儿童,都必须要在石边站上三天三夜,不允许饮食,也不许有休息的举动。
这时候,西周朝廷之贵族才出来听取上访者之说辞。[10]整理之后,将上访者的冤屈告诉君主,并惩罚那些使上访者蒙冤的官长。
之所以要让上访者苦等三天三夜,无它。因为只有真正受到冤屈乃至于忍无可忍的人,才会有耐心站在肺石之下三天三夜。
目的当然是为了避免很多纠缠于鸡毛蒜皮小事之恶意诉讼。
13、手伸得太长了
清末有一大案,即今天之戏剧舞台还在搬演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
在杨乃武被定成铁案的情况下,杨乃武的姐姐为了给弟弟伸冤,不得不滚钉板,以示自己上诉的决心。
然后,她的状纸才被接受,案件才得以重审。
这个滚钉板,其实功用颇类于西周之肺石。
因为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司法机构都无法承受恶意诉讼之成本。正常来说,政府希望官司一审而决。
在清末,原告如果不服判决,决定越级告官,正常程序是到府衙擂鼓告状,但是官员对于已经审决的案件,也有权不受理。
于是,原告在沉冤难雪的情况下,只有滚钉板一途了。
可以说,如果没有天大的冤屈,谁会来受这份罪?
古代之上访制度,和现代法制相比较,就好比是一间深黑牢房之中仅有的一丝亮光。
然即便如是,杨乃武和小白菜一案在种种机缘之下,终得以翻案。
此案之结局乃是慈禧太后施展霹雳手段,一下子处理了两浙150多名官员。
相关涉案之官员,巡抚被免职,知府、知县入狱的入狱,削官的削官,甚至有人不堪忍受巨大的心理压力,自杀了事。
又可见,上访制度之威力,即便是在清末极其腐败的政局,也能彷如原子弹一般,造成官场之大地震。[12]
帝尧能够设立上访制度,不论初心如何,他让自己随时都能听到老百姓的意见。
一个君主,能够倾听老百姓的意见,自然对于臣下的意见,会虚心接纳,从善如流。
帝尧之所以为几千年来中国人认可并崇敬之圣王贤君,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早年曾为左拾遗(杜甫也当过这官),这是个小的不能再小的芝麻官,大概居于七、八品左右。
这个官职,顾名思义,就是检起(皇上)遗漏的东西(政策决策失误)。份内工作只有一件,就是挑皇帝的毛病
有了这段工作经验,后来白居易在总结自己的工作心得的《策林》一书中,谈到君主为什么要虚心听取臣下的意见——
我听说君主个人所接受的信息并不是很多,只有依赖臣下的报告,才能不被蒙蔽。君主的个人视野也很有限,只有虚心听取臣下的报告,才能够开阔视野。君主也只有一颗心,智慧是有限的,只有在臣下的帮助下,才会有真正的大智慧。如果一个君主,仅仅依靠自己的两只耳朵去听,一双眼睛去看,一颗心去体察——十步之内的距离,君主也有听不到的时候。百步之外的距离,眼睛也就有看不到的所在。宫殿之外发生的事情,更不可能洞察。更何况天下之大,每天发生的事情是那么多。英明的君主帝尧正因为这个缘故,才设立了专门给皇帝挑毛病的监察官员,这样才能开辟出一条让臣下献善除恶、竭诚辅佐君王的大道。使得政策失误的地方得以改正,并让君王不受蒙蔽。但是,帝尧还是担心自己不能真正的洞察民情,于是下令安设设敢谏之鼓,高扬进善之旌旗,树立诽谤之木。以便让工人商人可以尽情的对国事提出自己的看法,让士大夫和平头百姓都能在政治上提出自己的见解。于是,君主每一天,见闻都在增长,德行也与时俱进。[13]这一制度,说起来,对中国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基因,影响是非常大的。
直到今天,还提醒当权者,要随时重视天下百姓的意见,广开言路。
帝尧想方设法征求民众的意见,欢迎大家公开指出他的过失,即便是说错了,也不加罪。
这一做法深受老百姓的怀疑,却更加激起黜退之五大家族的嫉恨。
为什么呢?
因为按照传统,从伏羲王朝乃至于今的政治传统,天下共主之权柄主掌乃在于对外征伐、外交,对内调停各族纷争。
然,对于各族之内政,则归于本族之族长裁决。
这是一种默契,有了这一默契,各族才愿意尊崇黄帝一族为天下共主。
现在,默契不复存在。
帝尧的这一亲民做法,在他们看来,显然是手伸的太长,让他们忍无可忍了。
[1]臣光曰:梁高祖之不终也,宜哉!夫人主听纳之失,在于丛脞;人臣献替之病,在于烦碎。是以明主守要道以御万机之本,忠臣陈大体以格君心之非。故身不劳而收功远,言至约而为益大也。观夫贺琛之谏亦未至于切直,而高祖已赫然震怒,护其所短,矜其所长;诘贪暴之主名,问劳费之条目,困以难对之状,责以必穷之辞。
自以蔬食之俭为盛德,日昃之勤为至治,君道已备,无复可加,群臣箴规,举不足听。如此,则自馀切直之言过于琛者,谁敢进哉!由是奸佞居前而不见,大谋颠错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绝祀,为千古所闵笑,岂不哀哉!——《资治通鉴·梁纪》
[2]纣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智足以距谏,辩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人皆出己之下,。——《列女传·孽嬖传》
[3]明末崇祯帝的遗嘱内容是: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意思是:我亡国,固然是因为我德行不足,上天的作对,但也是这些大臣也害了我。实际上就是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意思。
说起来,崇祯帝也是异常节俭的一个皇帝。
[4]战战栗栗, 如履薄冰。 人莫踬于山, 而踬于垤。 ——《古诗源·尧戒》,相传为帝尧所作。
[5]对于诽谤之木,《史记》一书之诸家注解都有提到。
集解服虔曰:“尧作之,桥梁交午柱头。”
应劭曰:“桥梁边板,所以书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复施也。”
索隐按:尸子云“尧立诽谤之木”。诽音非,亦音沸。韦昭云“虑政有阙失,使书於木,此尧时然也,後代因以为饰。今宫外桥梁头四植木是也”。
郑玄注礼云“一纵一横为午,谓以木贯表柱四出,即今之华表”。
也就是说,今天天安门前的华表,其实就是古代的诽谤之木。
[6] 《史记·孝文本纪》:“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 裴駰 集解:“ 应劭 曰:‘旌,幡也。 尧 设之五达之道,令民进善也。’ 如淳 曰:‘欲有进善者,立於旌下言之。’”
[7] 《吕氏春秋·自知》:“ 尧 有欲諫之鼓, 舜 有诽谤之木,
汤 有司过之士, 武王 有戒慎之鞀,犹恐不能自知。” 高诱 注:“欲諫者击其鼓也。书其过失以表木也。”
(帝尧)师于善绻、许由、尹中,而学于务成子附,询政行人,问老衢室,立建善旌,廷置敢谏之鼓,博咨刍荛,以成盛勋,涂说巷议,咸所不废。——罗泌《路史》
尧置敢谏之鼓,使天下得尽其言;立诽谤之木,使天下得攻其过。——《唐史纪》
[8] “铎”是一种以金属为框的响器。以木为舌者称为木铎。由于遒人有宣扬政令之责,日后木铎又成了教师之代称,春秋时代之孔子便自称为木铎。
《论语·八佾第三》之上,孔子有云:“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9] 中国历代王朝,往往可维持两三百,政权之超稳定稳定足让西洋诸国艳羡,这个超稳定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其中政治制度设计中,上访制度与走访制度相结合一项,当算的上是一大主因。
[10] “以肺石达穷民,凡远近茕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周礼·秋官·大司寇》
[11] 明,诸士吉女娥,山阴人。士吉于洪武初,为粮长,有黠而逋赋者,诬士吉于官,执法论死。二子炳焕亦系狱。娥年方八岁,昼夜号哭,与其舅陶山长走京师诉冤。时有令,冤者非卧钉板,勿与勘问。娥辗转板上,几毙。事乃闻,勘之,仅戍一兄而止。娥受伤甚重而卒,里人哀之,为肖其像,而配享于曹娥庙中。
是较之缇萦朱寿而更甚焉。娥年仅八岁耳,能与其舅走京师,诉父冤,已为人所难能,况以嫩肤弱肉,辗转于钉板之上,是可忍,孰不可忍。盖只知有父,而遑计其它,卒以得伸父冤,娥虽死犹生矣。——《八德须知全集》[民国]蔡振绅辑 四集卷一 《二十四孝》.
[12] 今日之中国,上访制度作为一种现代法制之必要补充,对基层官员有极大之震慑力。
基层官员生怕群众“越级上访”,竟至于派员常驻北京,拦截上访群众,进而形成一种奇怪的产业。
与之最新相关的时闻是2009年8月4日,安徽籍女青年李蕊蕊因上访,而被软禁于北京丰台区聚源宾馆,竟至被看守强奸。
走笔至此,宁无喟叹。
[13]天子之耳不能自聪,合天下之耳听之而后聪也;天子之目不能自明,合天下之目视之而后明也;天子之心不能自圣,合天下之心思而后圣也。若天子唯以两耳听之,两目视之,一心思之,则十步之内,不能闻也,百步之外,不能见也,殿庭之外,不能知也,而况四海之大,万枢之繁者乎?圣王知其然,故立谏诤讽议之官,开献替启沃之道,俾乎补察遗阕,辅助聪明。犹惧来未也,于是设麻敢谏之鼓,建进善之旌,立诽谤之木,工商得以流议,士庶得以传言,然后过日闻,而德日新矣。——白居易《策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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