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帝颛顼的自我造神运动
3、中国神道设教的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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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娲补天】
女娲补天图
共工氏本人是否死于不周山山上，已不可考。
共工氏余部在不周山之兵败之后，已经无力和少昊氏、祝融氏联军抗衡，他们当是再拥立新的族长，逃到北方之系昆山。
为了纪念力战不屈的首领共工氏，他们在这座山上兴建了共工台。
任何来这座山狩猎的民众，当他们张弓搭箭之时，都不朝向北方，以示对共工氏的尊敬。[1]
帝颛顼既平定共工氏，一边学习先祖黄帝的做法，巡视天下。[2]一边则将善后事宜也提上了日程。
第一件事情自然是决定是否重修不周山之天柱了。
少昊氏、祝融氏、共工氏三族死了那么多人，就是为了这根柱子。
重建它，帝颛顼疯了么？中兴黄帝王朝，独占祭天之权，难道不是帝颛顼一直以来的理想。
事实上，正是因为不周山下一战之残酷，让帝颛顼深刻意识到人力之局限。
他终于明了黄帝在他全盛时期，为什么不一口气解决这些问题。
黄帝一族要长期而稳定的领导华夏集团和东夷集团，就不能有所妥协。
正所谓，一代人有一代之事。
眼下，帝颛顼要做的不惟是医治各族的战争创伤，还要告诉各族。
这场大战，并不是为了让本族人高高的骑在各族之头上，而是为了合力开创一个美好而和平的新时代。
因为，帝颛顼决定做三件事。
重修不周山之天柱是第一件。
然而怎么保证重建天柱是为了稳定黄帝王朝的统治，而不让共工氏一族生起侥幸之心，进而卷土重来。
基于以上的考量，帝颛顼首先向天下人昭告共工氏的罪行。
黄河之下游之所以洪水泛滥，无有穷期，乃是因为共工氏有负历代圣王之嘱托，不惟不好好守护不周山天柱，居然摧毁之。
也因此激怒了天上神明，让大地向东南倾斜，海水向陆地上倒灌。
在这场大浩劫中，平原上的人多数都被淹死了，幸存者只好逃往山上。
我帝颛顼，作为万民之主，为了天下苍生，不得不兴兵，代天诛讨共工氏。
之后，帝颛顼再屈尊请来伏羲王朝时代女娲族的后裔女娲氏主持这项重建天柱工作。
同样是《淮南子》一书，为我们保留这一可贵的资料——
远古时代，四根擎天大柱倾倒（可见不周山上之天柱，乃是由四根柱子构成）。，九州大地裂毁。
天不能覆盖大地，大地无法承载万物，大火蔓延不熄，洪水泛滥不止。猛兽吞食良民，凶禽捕击老弱。
于是女娲冶炼五色石来修补苍天，砍下鳌足当擎天大柱。
（黄帝一族据说是出自天鼋氏，天鼋就是大鳖，可见女娲以鳌足为天柱，实是偷梁换柱，使得黄帝一族得以取代共工氏，独占了不周山天柱的祭天权。）
堆积芦灰来制止洪水，斩杀黑龙来平息冀州。
苍天补好，四柱擎立，洪水消退，冀州平定，狡诈禽兽杀死了，这时善良百姓有生路了。
女娲背靠大地、怀抱青天，让春天温暖，夏天炽热，秋天肃杀，冬天寒冷。
她头枕着方尺、身躺着准绳，当阴阳之气阻塞不通时，便给予疏理贯通；
当逆气伤物危害百姓积聚财物时，便给予禁止消除。
到这个时候，天清平，地安定，人们睡时无忧无虑，醒时弃智无谋；或以为牛，或以为马，随人呼召；行动舒缓沉稳，走路漫无目的，视物若明若暗；
膧朦无知天真幼稚与天道万物和协，谁也不知产生缘由，随意闲荡不知所归不求所需，飘惚不定没有目标。
到了这时，野兽毒蛇全都收敛藏匿爪牙、毒刺，没有捕捉吞食的欲念。[3]
帝颛顼何以功成而不居，反而将所有的功劳都让给在三族争霸天下之中一直袖手旁观、保持中立的女娲族呢？
这是因为少昊氏、祝融氏、共工氏三族在争霸天下的大战中，各自都死伤惨重。此时，无论表彰那一族，都会成靶子，激起敌对方的同仇敌忾之情。反而不利于局势的稳定。
正因为有此顾虑，所以帝颛顼在和力黑讨论大战善后事宜，有如下一段对话：
帝颛顼请教力黑:
我让女娲氏重建不周山之天柱，天地已经重新生成,老百姓即将获得太平，休养生息。
可是各族之中，还有有一股逆流，他们不遵循天之大德，大搞阴谋，互相覆倾。他们不团结而搞分裂，我很忧患这种现象，为之若何?
力黑回答说:
不要担忧不要忧患,老天爷的安排最大。
天地已定,蜘蛛与蛲虫必然相争!这些不团结而搞分裂的一小撮势力，如果明目张胆的起来对抗，则注定失败。其实他们搞不搞对抗，都无关大局，肯定不会成功的。
因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我们只要不违逆天道，则不会失去我们守护的一切。
现在天地已经重新生成,老百姓即将获得太平，休养生息。胜负已成定局，这些不团结而搞分裂的一小撮势力成不了什么气候。
信念坚定了，就没有什么是搞不定的。要让老百姓坚定信念，也很简单，就在于君主治理天下，依靠公平之心，镇压坏人，施行德政。[4]
【颛顼历】
汉砖上的帝颛顼
拟定并颁行《颛顼历》是第二件大事。
这个《颛顼历》的制定，其推演筹算之基础，不惟是南正重氏所拟定太阳历和火正黎氏所拟定的火历，还借鉴了共工氏一族综合太阳历和太阴历所拟定的阴阳合历。
准确性比黄帝所拟定的《调历》大大的提高了。
中国古代历法，根据文献记载，截止于汉武帝，共推行过六种历法：
黄帝之调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合称为古六历。
自颛顼历之后的历法，名称变来变去的，其实都不过是岁首不同。究其实，这些历法之基础都是建基在《颛顼历》之上。
正因为《颛顼历》影响之大，是以颛顼本人被奉为中国历法的祖师爷——历宗。[5]
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是个比较务实的君主，也不搞什么搞羊头卖狗肉的秦历，其推行的历法直接就名之为《颛顼历》。[6]
《颛顼历》是一种四分历。一回归年为365又1/4日，一朔望月为29又499/940日，以十月为岁首，闰月放在九月之后，称后九月。
这一历法一直沿用到汉武帝时，汉武帝下令制定《太初历》才结束了他的历史使命。
自颛顼时代而至于汉武帝，颛顼历施行了两千多年。
任何历法都有岁差，即便是今天的公历，颛顼历能流行二千余年而不废，其准确性是相当惊人的。
其三，重申“绝地天通”之政策，强化黄帝一族对祭天权之独占。
表面上看起，“绝地天通”是对民神任意沟通的混乱状态，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整合。
然究其实，则是中国进入神权时代，释放出来的第一次构建政教合一之政治制度的冲动。
所谓政教合一，乃是一种政权和神权合二为一的政治制度。
其基本特点是：国家元首和宗教领袖同为一人，政权和教权由一人执掌；国家法律以宗教教义为依据，宗教教义是处理一切民间事务的准则，民众受狂热和专一的宗教感情所支配。
帝颛顼成功了。
然而他的这个第一次，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构建政教合一的冲动。
（此外，尚有两次影响深远却终究不能成事的冲动，一则是东汉末年张角的太平道，一则是清末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
现在很多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总是断言中国人的宗教观念不强，没有恒定之信仰，又或者说中国人之宗教太过于世俗化，是以不可能构建政教合一之政治制度。
事实上，任何文明一当发展到某个巅峰，都必须释放构建政教合一之政治制度的冲动。
这一冲动甚至是文明发展的原动力之一。
中国人之所以进入王权时代，即与各大文明分道扬镳，走上自己的道路。乃在于中国人所处东亚之特殊地理，注定了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将成立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在古代，真正拥有管理超级大帝国的经验的国家。屈指可数，一曰罗马帝国，一曰波斯帝国，一曰阿拉伯帝国，此外就是中华帝国了。
当然这里超级大帝国的定义，不等于普通之所谓的帝国，有三项硬指标，一是地域辽阔，二是民族众多，三是历史悠久。
地域辽阔往往出自于武力兼并。
武力兼并必然招致各民族的抵抗。
那解决这一问题呢，有两个方案，一是在官方意识形态中认定宇宙中只有一个至上神或主神,如基督教的“上帝”、伊期兰教的“安拉”。
二是官方意识形态尊重各民族之信仰，让各民族之神诋稳而相安。
选择方案一的帝国有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这些帝国虽然在某段时间得以稳定，但是随着岁月之流逝，最终尚失了活力。
因为将神诋定为一尊，必定使得国民之想象力受到制约。不能想象失去神诋辅佑之世界。
选择方案二的有波斯帝国，波斯帝王们的宗教自由化、政治自由化政策使波斯政权与叙利亚各民族的关系融洽起来。然而却不能构成一种让各民族长久倾心的向心力。
因此一旦亚历山大大帝兴兵远征，波斯帝国覆亡之后，就此不能复振。
唯有中华帝国，自黄帝王朝奠基之始，乃至于今，实有五千年之传承。
期间分分合合，遭难多故，在各大帝国之中，硕果仅存，这是因为中国人明智的选择了一种很古怪的方案。
在官方意识形态中认定不信怪力乱神的儒家学说为独尊。以春秋之智者孔子为人王为教主。
孔子遂成为貫通天人的“聖王”，集“天道的神聖”與“人本質的崇高”于一体。
进而，对各民族之信仰，在宽容的总原则下，既扶持的同时，也在儒家学说的指导下，加以限制。
本乎此，整個中國只存在一個以皇帝為代表的系統，執行政治與宗教兩個世界的功能，也是社會秩序的根基所在；
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特殊之處，迷人之处，也是渊薮之所在。
「圣王」成了中国任何一任帝王君主终生努力之目标。
儒家学说取得了文化本体的地位，一切的思想都可从它来衍生，也可从它那里得到终极的证明。
它成为中国知识、思想及信仰系统的根本依据，亦成为中国文化的偶像符号，更是专制主义挥之不去的罪魁祸首。
【神道设教】
汉人文化中，神道设教的传统导致的结果是多神泛滥，连上个马桶都有马桶娘娘
当然，在帝颛顼时代，帝颛顼肯定不会为未来想象设计出这样的方案，他此时的选择是第一种方案。
这种方案带来的效应，一曰神权高于王权，是以在进入王权时代之前，黄帝王朝的历任君主口含天宪，成为天的代言人。
他们每一天都在努力，努力什么呢，和各民族的信仰过不去，致力于将本民族之信仰凌驾于各民族之上。
他们身上，作为超级大巫师的使命感，远远超过了人王。
因此，在长达几百年的大洪水之灾难期，自颛顼乃至于尧舜禹，第一要务并不是治理洪水。
而是为了“声教远备”、打压各民族之信仰而兴起的一场场征伐——一上古时代的宗教战争。
所以，不要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不要说中国人没有宗教战争。不要妄自菲薄，不要认为中国人没有灵魂。
这些，都是中国人在五千年前就玩剩的。
也正是因为这一场场宗教战争，如此惨烈，却没有带来理想的政治效应，中国在结束神权时代之后，就已经认定，想要依靠战争，搞定各民族信仰，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
所以降自夏王朝时代，乃至于今，宗教战争在中国历史间或有之，但从来不是主流。
黄帝王朝自首任君主黄帝开始，各大族群间的宗教战争所引发的造神运动，至此定格。
自伏羲王朝以来，各氏族巫觋专业降神，为民服务的时代，由于帝颛顼推行的“绝地天通“而接近尾声了。
帝颛顼尊号为高阳氏，高阳者，高高之太阳。
也就是将伏羲王朝之太昊氏之余烈发挥到了极致，成为天上太阳神之人间化身。
自此，天视天听皆出于帝颛顼一人之身。[7]
巫觋为帝颛顼一人“独占”，通天地成为他（包括他所指定的南正重氏、火正黎氏）的特权。
帝颛顼有了这样的能力来配合他的雄心，遂得以开“神道设教“之传统，将本族之古老的祭祀系统——祭天、祭地和祭祖三大系统，糅合为一。[8]
所谓的神道设教，首见于《易经》，上面说：
观察天下的造化之道,四季周而复始,圣人仿效自然造化的万物之道，教化人民,而使天下信服。[9]
神道二字，道就是规律，有规律谁都能搞定。
神呢？《系辞传》明确说：
“阴阳不测谓之神”，
也就是说，没规律。
是以神道，重点在于神，而不在于道。
是以神道设教，在今人之以为里，往往是统治者装神弄鬼，愚弄百姓。
实则不然，在上古时代，中国文明比诸世界各大文明，平心而论，总体而言是比较落后的。
这个落后，只要列举一个事实就够了，中国文字，晚到商王朝才成型。而叙述事件的能力，更迟至于春秋时代。
论起来，中国人在黄帝王朝时代，就开始有了国族观念，进而征服万方，统于一族。近乎于一种奇迹。
因为黄帝一族管理之疆域是如此的幅员辽阔，从技术配套而言，以上古中国文明之实力和能力，是很不合格的。
就像一件大衣穿在的小孩子身上，就已经不是合身不合身的问题了。
然，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盲干硬干对着干的精神。
正所谓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上。
神道设教，就是帝颛顼为了统治幅员如此辽阔之疆域而硬生生创造出来的条件。
应该说，任何时代，中国人在各项科学技术上都很少领先过别的文明，但是有一样，却是别的文明无法望其项背的。
那就是政治制度设计的智慧。
在神权时代，我们就已经有了轮流坐庄的寡头政治制度——禅让制。
有了政教合一的政治模式——神道设教。
到了王权时代，我们还会有保证贵族政权运作稳定的基本国策——宗法分封制。
再进入皇权时代，更有以追求中央集权为终极目的之郡县制。
更为满足郡县制正常运作，量身定做、独创出造福全人类的考试制度——科举制。
最终，降自隋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而又满足治水社会之寻求的文官系统横空出世，使得中国文明臻于至善至美之境界。
所以说，中国人搞别的能力不行，搞政治头脑，自认为为第二，别人都不好意思来抢这个第一。
当然，进入民权时代，中国人在政治制度上面是落后了西方。
但是，我坚信一点，西方的那些不知所谓的民主人权之类的东东，最终会被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人在不远之将来，创新出一种新的模式而取代之的。
作为中国人，我们饱读历史，纵观中国五千年之历史兴废，当要有这个信心和信念。
不然，读历史就没有意义了。
神道设教，一旦成为成为中国历史之传统，也有很多的弊端。
比如政府对一切社会资源全面垄断。象“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便是最好的注释。
又比如，每个王朝易主都被涂抹上五德更替的神秘色彩。帝王生死必有神灵显示，一家祸福亦有祥瑞灾异征兆，并美其名曰“天人感应”。
又比如，“人治”大行其道。法治难以形成传统，导致专制主义成为中国文明之沉疴，
然而，平心而论，论帝颛顼之初心，肯定不是将脑袋用在这上面。他只是为了救急，摆脱眼前之困境。
我们作为后人，要承担自己应该背负的责任。让帝颛顼一人总其责，不惟是一种逃避，更会是对自己造成自虐式的惩罚。
帝颛顼以“绝地天通”为契机，使得经验性的原始历法得以逐次推广，推动各氏族在农耕文化加强交流，也为后来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奠定了一个支点；
在帝颛顼领导下，华夏集团和东夷集团再次在东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前所未有的大联盟。
在这一大联盟的覆盖之下，黄河中下游流域，大批“部落王国”或“古国”开始跑步向前，加速整合，成为“方国”，为王权时代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总之，中国早期国家政制久经酝酿，非由一时突变造成。帝颛顼时代，实为中国最值得注目的一段历史。
[1]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乡。——《山海经·大荒北经》
[2] “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大戴礼记·五帝德》。
[3]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祸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背方州，抱圆天；和春阳夏，杀秋约冬，枕方寝绳；阴阳之所壅沈不通者，窍理之；逆气戾物、伤民厚积者，绝止之。当此之时，卧倨倨，兴眄眄；一自以为马，一自以为牛；其行蹎蹎，其视瞑瞑；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魍魉不知所往。当此之时，禽兽蝮蛇，无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无有攫噬之心。——《淮南子·览冥训》
[4] 高阳问力黑曰：天地已成，黔首乃生。莫循天德，谋相覆倾。吾甚患之，为之若何？力黑对曰：勿忧勿患，天制固然。天地已定，蚑蛲毕争。作争者凶，不争亦毋以成功。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毋逆天道，则不失所守。天地已成，黔首乃生。胜生已定，敌者生争，不谌不定。凡谌之极，在刑与德。——《黄帝四经》
[5]据《晋书·历律志》记载，魏文帝黄初年间（即公元220—226年）的董巴对远古历法的传承作了很好的论述：
“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画，以象二十四气。黄帝因之，初作《调历》。历代十一，更年五千，凡有七历。颛顼以今之孟春正月为元，其时正月朔旦立春，五星会于天庙，营室也，冰冻始泮，蛰虫始发，鸡始三号，天曰作时，地曰作昌，人曰作乐，鸟兽万物莫不应和，故颛顼圣人为历宗也。汤作《殷历》弗复以正月朔旦立春为节也，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为元首，下至周鲁及汉，皆从其节，据正四时。夏为得天，以承尧舜，从颛顼故也。《礼记》大戴曰虞夏之历，建正于孟春，此之谓也。”
今天有历史学家结合天文学的成果，回推颛顼的历法起始日（即该年的正月初一），在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1）朔日；（2）立春；（3）五星会聚；（4）五星会聚于天庙，室宿与壁宿所组成的四边形即是“天庙”
的基础上，得出找到了这四个条件的唯一日期，即公元前2807年2月26日。
据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记载，颛顼在位78年，年98岁。创制新历法应该是颛顼执政以后的事情，这样，颛顼开始执政之时的下限为公元前2807年，上限为向前推77年，即公元前2884年。
[6]“ 张苍 文学律历，为 汉 名相，而絀 贾生 、 公孙臣 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 秦 之《顓頊历》，何哉？” ——《史记·张丞相列传论》
[7]高阳虽然是地名，然估计当是帝颛顼独霸天下之后，而取得的地名。其取名之法则，正如苏联之列宁逝世之后，而有列宁格勒之名。
[8] 上古文献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说。
孔安国《尚书传序》：伏羲、神农、黄帝之坟，谓之以三坟；
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八卦之书，谓之八索；
九州之志，谓之九丘。
左丘明春秋昭公十二年传成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可见此等文籍，当时确有，孔子据以修订，而名为经。
“坟”者，很可能是指当时的图书载体和文字载体是用土制成的，类似两河流域的泥版，也可能是陶版（包括陶制器皿）。
笔者以为，三坟当是指古人祭祀之礼仪，含祭天、祭地和祭祖三大系统。当然，这是笔者的想当然。
[9] 《易·观》：“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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