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就得讨论一下中国人的命，或者说汉人的命。
汉人呢，几乎从黄帝王朝开始，就展现了一种天赋，农夫的天赋。
是的，世界各大文明，一进入文明时代，为了保证粮食，大多都是要走农耕而求温饱的路子。
但是同样一片地，用心不用心，产出区别就大了。
中国人很早就懂得要提高农田产量，要平整土地，翻松泥土。
今天，经过几千年的精耕细作下来，可以这么说，中原地区的耕地，甚至连一个小石子都找不到，都被农民们捡了出来扔到了田边。
不要小看了一个小石子，如果这个小石子恰好就在种子旁边，种子在幼苗阶段，就受到了50%发育扇面的局限，想想看，如果你的孩子只能吃个半饱，会不会长成豆芽菜？
把一块地里的石子都捡干净，工作量很巨大。把十几亿亩地里的石子都捡干净，劳动量不比修1000个三峡小。
好处当然是巨大的。
一个小石子，1000年里，也许会影响500粒种子的生长，造成5000粒麦粒的减产，虽然值不了几个钱，但那个弯下腰的古代农民，也是值得钦佩的。
在他活着的时候，也许只得到过50粒粮食的增产。其他几千粒，都留给了子孙。而这些土地，还要生产千年、万年的粮食。
帝尧时代，鲧氏负责治水，山西的地形高，所以大洪水到来之前，鲧氏并没有灰心，还想做最后的努力。
但是这大洪水实在太大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先增高堤坝，越高越好。
而这个工程的作业时间，自然是和大洪水抢时间，越快越好。
可是，加高堤坝，赶工抢活，至少得有个前提，就是要有那么多现成的土方才成啊。
如果还是按照原来作业方式，和硬邦邦的大地对着干，能挖出了土方是有限的。而种田的土地，翻松过了，最省事最省心了。
正因为大洪水来的太过紧急了，鲧氏来不及请示黄帝王朝的最高领导，直接就对种满农作物的耕地入手，大挖特挖了。
黄帝王朝时代，人民那有什么国家观念，认为鲧氏治水，对他们眼前来说，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自然上告到摄政帝舜那边去。
帝尧统治末年，帝尧为了让看好自己的接班人顺利登场，决定扫平黄帝王朝内部反对自己的各大政治山头。
当然扫平并不是消灭，而是要让各个政治山头老实点，明白自己的位置。
要做到这一点，不拿个人出来开刀是很难办到的。
杀鸡儆猴，想法很大。
可是鸡也不能随便的杀，乱杀了，猴子们就更有理由联合起来造法了。
无巧不巧，鲧氏算是撞到枪口上，这个盗窃息壤的罪名一坐实，自然是死路一条。
而且为了加强震慑群臣的效果，帝尧还下令鲧氏的后台大老板共工氏（即祝融氏）亲自送鲧氏上路。
论起来，鲧氏之死，完全是黄帝王朝接班期间政治恶斗的结果，只是上古中国人叙述能力有限，再加上记录秉承的“极简主义”，以至于千载之下，“鲧窃息壤”被完全神话了。
这件事情的真相，正如杨慎《息壤辩》一文所总结的——
翻松过的农田泥土可以让农作物得到充分养料而长势良好，这就是所谓的“息壤”。
农田是君主授予天下百姓的，所以呢，又叫做“帝之息壤”。
鲧氏治水不顺从水性，妄想以人力和大洪水象征，挖掘已经平整好的农田之土壤，用以堵塞滔滔无尽的洪水，所以《山海经》上说——
鲧氏盗窃了帝舜的息壤，用来堵塞大洪水。
意思难道说的还不够明白吗。从上古传下来的经典，本来就说的清楚明白。往往是那些强作解人的专家，偏要睁眼说瞎话，而且神神秘秘的，把后人都给整晕了。
这种例子实在是太多了。[1]
只是这真相太简单了，简单的让后人无法相信，反而更愿意接受一个东方版的普罗米修斯神话，更进而对“息壤”生发出莫大的兴趣，衍生出很多好玩的传说。[2]
（详见附录《息壤的传说》）
鲧窃息壤，以至于殒命，看来似乎可以这么下定论了。但是，且慢。
鲧氏作为黄帝王朝的水利部长兼防洪抗灾总指挥，鲧氏一族一直以来又很有贡献，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就被诛杀。
说的过去么？
要知道，中国之政治有两个传统，一个呢，就是本职工作没做好，造成再大的失误，也不至于被判死刑的。
第二个呢？则是贪污，再大的贪污，也最多是将官员革职查办，顶到天了无非是抄家下狱。
鲧氏治水无功，勉强算是渎职。盗窃息壤，勉强算是贪污。
这两条，都是罪不至死的。
而鲧氏竟死了，这里头就很蹊跷了。
正如明代袁崇焕之死，表面上的直接原因是作为镇守辽东的巡抚，居然让关外的满洲人长驱直入，打到北京城下。
然而，让崇祯帝真正动了杀机的原因，乃是袁崇焕坐镇辽东期间，绕过中央政府，私下与后金议和。这种越权行为，是皇权时代君主所不能容忍的。
帝尧之诛杀鲧氏，肯定不仅仅是因为鲧氏盗窃息壤那么简单。
事实上，自黄帝王朝以降，历经夏商周三代，对于鲧氏之死，历代正统官方罗列出来的罪状，从来就没有提到“盗窃息壤”这件事。
最早提到鲧氏之罪状出自《尚书》的《洪范》篇。
洪，就是大；范，就是法。
洪范，就是大法。
这篇大法的由来，乃是后世励志灭商的周武王请教前来投奔周室的商朝大臣箕子，该当如何治理国家，箕子拟出的建议——洪范九畴。
洪范九畴——也就是治国的九种根本大法——
周文王十三年，武王询问箕子。
武王问道：
“啊！箕子，上帝庇荫安定下民，使他们和睦相处，我不知道那治国常理的规定方法。”
箕子答复道：
“我听说从前，鲧堵塞洪水，胡乱动用国家国库之财政收入（五行）。
于是，帝尧震怒，不赐给鲧九种大法，治国的常理因此败坏了。
后来，鲧被流放死了，禹于是继承兴起。
后来帝舜把九种大法赐给了禹，治国的常理因此定了下来。[3]
这段对话中，鲧氏是作为反面教材被举证的。
提到鲧氏的罪行呢，第一条是堵塞洪水，第二条则胡乱动用国家国库之财政收入（五行）[4]。
第一条理由属于本职工作没做好，渎职。（后文将详细申论之）
而第二条理由则是贪污，显然指的是鲧氏盗窃息壤一事。
这两条理由已经足够让帝尧收回了对鲧氏之政治上的支持，而失去了黄帝王朝的政治支持，鲧氏就失去了统治本族的合法性，因此连本族也无法治理了。
然而到了大禹即位，大禹对本族之统治，又得到了黄帝王朝摄政帝舜的政治上的支持。
这又是为什么呢？
说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啊，原因也很简单。
前面说了，黄帝王朝帝尧时代，基本上各大族都完成了从母系氏族制度向父系氏族制度之转变。
唯有鲧氏一族还保持着母系氏族社会。
然，正所谓天下大势所趋，鲧氏一族之内部，母系和父系的斗争也必然很激烈。
鲧氏作为鲧氏一族最后一个女首领，当然要维护自己的手中的权力，尽全力的压制本族之父系势力。
这种做法，当然是黄帝王朝之执政方针格格不入了。因此到了帝尧统治末期，收回对鲧氏之政治支持，理所必然。[5]
而鲧氏被诛杀之后，鲧氏一族之内部，父系终于摆脱了女强人的阴影，大禹作为鲧氏一族第一个男首领，登上即将属于他的历史舞台。
这点，从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
说文解字解释“禹”这个字，就很直接的说——
禹，就是虫子，[6]
禹之金文写法
禹之小篆写法
要知道，世界各地，蛇是不少原始民族用作男根象征的动物之一。
蛇这种动物，根据上古中国人的分类学，就是属于虫。
大禹的名字，选择了虫，其实就是昭示，母系的鲧氏一族，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
现在，鲧氏一族之父系势力联合起来，拥立了鲧氏之子大禹，取而代之。
至此，随着鲧氏一族母系势力之终结，鲧氏这一传承了几百年的族号，也消亡了，再不可复见了。[7]
这种情况，黄帝王朝当然是乐见的，因此后来帝舜对大禹在政治给予鼎立之支持，原因也在此。
[1]桑土稻田可以生息，故曰“息壤”。土田皆君所授于民，故曰“帝之息壤”。鲧之治水不顺水性，而力与水争，决耕桑之畎亩，以堙淫潦之洪流，故曰“窃帝之息壤，以堙洪
水”，其义岂不昭矣哉！古书传之言，本自明且昭，而解
者翳且晦，此类多矣。——《升庵集卷五·息壤辩》
与杨慎相类似的见解的还有明人顾起元：
“余尝谓古人文字奥雅， 意息壤乃土之能生殖者。鲧不合窃决坏之，为堤防以御鸿水，此战国曲防（遍设堤防）之所由始也。”——《客座赘语卷九·息土》
[2]在《河南地质》 1997年02期 曾有一篇《南水北调黄河—漳河段粘土岩工程地质特征初探》。文章上说：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黄河—漳河渠段晚第三纪粘土岩具膨胀性，易吸水软化，失水干裂，强度较低，属极软岩石。其膨胀性，抗压强度、抗剪强度与天然干密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天然干密度随粘粒含量的变化而变化，是粘土岩工程特征变化的内在原因。应用天然干密度为１～６ｇ／ｃｍ３，可粗略评价粘土岩的某些工程地质特征”
有人很以为这就是上古时代之息壤，因为黄河—漳河渠段正是帝尧时代治水区域之内。第三纪粘土岩的种种特性使得遇水膨胀很容易形成水坝。
这似乎也是很科学的一个解释。
[3] “在昔，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其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尚书·洪范》
[4] 此处的五行非后世之五行。在《尚书·大禹谟》上有帝舜交代帝禹这样一句话，
"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水土平治，万物成长，六府和三事真实办好了，是万世永利的事业，这是您的功勋。”
所谓的六府，就是人民上交给国家的实物贡税，国家则按照水、火、金、木、土、谷分成六个仓库储藏之。
这是黄帝王朝时候的情况，到了后世夏商两代，可能因为种种需要，将这六个仓库精简为五大仓库，是为五行。
而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开始整理固有的朴素的宇宙观念，进而产生并完善了阴阳五行之学说，认为大自然由五种要素所构成，随着这五个要素的盛衰，而使得大自然产生变化，不但影响到人的命运，同时也使宇宙万物循环不已。
[5] 《墨子·尚贤》的说法和《尚书·洪范》最接近：“昔者伯鲧，帝之元子，废帝之德用，既乃刑之于羽郊。”
[6]虫也。从厹，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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