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姓薛，很是严厉，不过也正因为这种严厉，我才认得了那么多字。那个时候每月除了初一、初十，二四这三天学堂是不教课之外，别的时间，我每天都要跟鸡一块起床，一边洗脸，一边背三字经，论语等等。但是母亲一般都要起得比我更早，因为他要给我和父亲准备早饭，我吃过饭就独自去上学，父亲则要到外头拉车。早饭并不丰盛，大多数时候就是稀饭咸菜，偶尔有个菜包子都算是开荤了，鸡蛋肉包子这样的东西，如果不是有什么喜事，基本上都是母亲格外开恩了。于是在那段日子，我常常在家里吃个五分饱，然后在去上学堂的路上，偷偷在门口一个小摊蹭两个糖心汤圆吃。汤圆摊的主人是一一个当时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就住在我们家附近。祖上也是世代嗨袍哥的人家，但是由于幺房出了老辈子，所以即便他那么年轻，却跟我的父母是同辈人。我们周围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都管他叫二叔。
二叔的大哥是跟我的父亲同时期参军的川军，虽然不是跟我父亲同一个部队，但也是一名骁勇善战的战士。不过他的运气没我父亲好，据说当时乡亲们热烈欢送的时候还是好好的一个壮汉，再回到家的时候，就只剩下一个布满弹孔的钢盔和一件破破烂烂的衣裳了，战死沙场，连尸体都没办法运回来安葬。所以大哥的老婆就因此改嫁，膝下有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就过继给了二叔，当成二叔的养子。
小时候的我据说长得有点肥头大耳，又比较能吃。因为是街坊的关系，二叔虽然明知道我是蹭汤圆吃，却也每次都笑呵呵地骂我几句，然后给我盛上几个热腾腾的汤圆。也许是相比同龄的孩子我更加能吃，所以我的块头也比较大，跟附近的孩子玩的时候，只要是和体力相关的游戏，我总是吃不了亏，于是我就多了个外号，叫“司徒莽子”。莽子在我们方言里，大概就是指这种块头很大的人，而后来，也许是大家觉得喊司徒太拗口，就直接喊我“莽娃子”。而二叔的养子，恰好也是我学堂里的同学，营养条件明显不如我，所以他虽然个儿高，但是却很瘦，而且听说是小时候吃奶期间姿势不对，造成了他的下颚骨比上颌骨突出一些，嘴巴闭合的时候，下排牙是在上排牙的外边的，当时的条件，也没有什么矫正整形的东西，于是他家里就以为等到再大点开始换牙的时候，也许就纠正过来了。不过也正因为他独特的长相，我们一起玩的孩子，都叫他“地包天”。
地包天，是我儿时最好的伙伴。
上学堂的日子，其实只持续了几年的时间，旧学和新学不一样，新学是要在规定的时间里，学会这个阶段理应覆盖的知识，然后就可以进阶到下一个阶段。但是旧学却不同，以丰富阅读量，增加学识为主。换句话说，也许我可以四岁就上学堂，或许天资过人，到了十一二岁，就可以应举参加乡试了。也有可能我十一二岁才开始学习，但是学了十几年，都还只是个初级阶段只懂认字的晚生。我和地包天在上学堂的期间，经历了重庆的大变化，以前街上随处可见的**和美军，渐渐变少了，白象街一代开洋行商社的外国人，也都陆陆续续撤离了，到了我7岁半的那年，先生突然说这几天大家都不用来学堂，好好在家里待着，也不要到处跑。而那之后的几天，每天我都能够听到街上传来鬼哭狼嚎的扩音喇叭声，里边播放的内容，大概就是说前政府已经放弃了抵抗，撤退的意思。
我虽然岁数小，也知道这是要变天的意思。那段日子持续了差不多半个多月，偶尔还能够在夜里听见枪响，枪响之后通常都接踵而至的，就是惨叫声和猫狗受惊的叫喊。父亲在那段日子，也没有出去拉车了，成天关着门跟我和母亲待在家里，但是父亲还是会要求我每天练习写字，温习先生教授的功课。只是我常常在那段时间看到父亲侧着身子站在窗户跟前，而窗户只打开了一道小缝，他警觉地张望着，我却不懂当时他警觉的是什么。
半个月后，有一些身穿军装的人，开始在我们这边的街道挨家挨户的敲门，登记住户的信息，他们笑脸迎人，好像时下就是最快乐的日子一样。每拜访完一家人，他们都会笑嘻嘻的告诉大家，解放了，新生活就要来了。
因为我的年幼，对于那段日子到底苦不苦，我无从评论。可是多年以后回想起来，我虽然生在战争年代，甚至在幼年时，就经历了两次不同敌人的战争，可是我也算是幸运的一代人，毕竟已经是战争后期阶段了，重庆城里也没怎么打起来，倒是听说过几场监狱暴动的事情。家里也从未给我吃过苦。父亲早年参军前嗨袍哥得来的家产，在参军的那几年时间因为母亲要养家的关系，所剩不多，但还不算拮据。房子是早早就买了下来，也就是说，只要母亲肯带着我出去工作，我们还是会衣食无忧的。而这一切，母亲从未让我经历过。我甚至觉得我比地包天要幸运很多，他和我同岁，和我有着差不多的成长环境和家庭背景，但是他却永远无从得知自己父亲的故事，更别说祖祖辈辈了。
是的，解放了，新生活就要来了。我和地包天又回到了学堂，开始像从前一样，每天无忧无虑的识字背书，我俩除了学堂外是好伙伴，学堂上彼此也是竞争对手，先生每隔一段日子就会写一个小考的题目，要我们尽可能按照这个题目来写文章。可是七八岁的孩子，能写出什么像样的文章？而即便如此，我和地包天还是互不相让。九岁那年，我和地包天和往常一样去学堂，可是却看到先生背着手，站在窗户跟前望着远方。原本学堂里有七八个学生，那天却只有我和地包天两个人。在给先生磕头后，我们就开始坐下写字，明明该由先生讲学时候，先生却还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我比较调皮，话也比地包天多，于是我就问先生，今天是要教哪个文章？先生却说，你们自己看书吧，这最后几堂课之后，就到了咱们说再见的时候了。
起初我不是太明白先生这句话的意思，而大约十天之后，先生却提着一筐鸡蛋，一双草鞋，还有一个儒巾，敲开了我家的门，告诉我的父母，今后孩子不用再来学堂了，他要走了，回老家去养老了。这一筐鸡蛋，是我送给孩子补补身子的，这一双草鞋，是让他带着我教他的东西，将来闯荡天下，就算出身贫贱，也要脚踏实地。而这一个儒巾，算是我对孩子几年来的认真努力，予以一个正名吧。说完先生就蹲下身子，把儒巾戴在了我的头上，然后拍着我的肩膀说，孩子啊，我们汉人传承是尚儒的文化，你要记住，今后不要忘了先生告诉你的道理，将来不管干什么，都要像我们的文化一样，堂堂正正，掷地有声。
原本我以为先生养老是因为岁数大了，可在之后的某一天去二叔那儿蹭汤圆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是旧学被国家取缔了。
取缔了，大概也就意味着，我暂时没有办法继续上学了。那一年，19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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