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从《春秋》谈开去
《族天下》不是我第一本出版的书，却是我用力最勤的一本。中国史书，是以纪传为主的，重人而不重事，往往记录一件事情，只关注当事人之言论功绩品行，所谓立言立功立德是也，至于事情的过程如何，却不是很放在心上。
这点上，和西洋人之史学传统可谓是大异其趣了。
看西洋的古史，你可能很难了解一个人，但是对于他所处理的事，则可谓是事无巨细，像描述亚历山大远征，每一场战役之准备动员地点行军路线，莫不详备。
写《族天下》的最大难题也在于这里了。
中国先秦文献本来就少，涉及到上古时代，更是零散。
我的努力呢，便是将各种零散文献中，寻找出事件的逻辑，形成一连贯的“行动”。
比如禅让之谜，我便认为这并不是尧之品德有多么高尚，而是出于天灾（大洪水）人祸（内战）之下，不得不寻找一个人当替罪羊的结果。
帝尧的下台，和帝舜的上台，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和现代民选政府有一点点接近。但真的是公天下吗？未必。
写这本书，简直是破案，比如共工氏之怒触不周山是怎么一回事，又比如围绕鲧氏之死，整个黄帝王朝内部各大派系的政治恶斗。
要说清楚这些，由在四千年之后的我来说明，由于文献之匮乏，几乎成了不可能之任务。
目前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有一个困境，就是各大学者，都有各自的门厅院落，至为封闭。这诚然有小径通幽之美，然而门外汉往往很难系统的把握中国之上古史。
我的目的是希望这本书，能够将这些封闭的门厅院落，统统开放，形成一个巍巍的大建筑群。
这本书勉强提出了很多骇人听闻的新说，希望出版的时候，读者不要太在意，因为这些，不过是本人的一家之言，并非定论。
本人也并非专家学者，只是努力的想让中国上古时代之历史不再被笼罩在神话的巨大阴影之下。
然，本书所涉及到的领域太多，政治、经济、军事、风俗等等，每个课题一深入下去，都是无边的资料海洋。
个人之精力有限，说实在话，这本书至少应该由十几个专家共同执笔才能完美，只是他们不乐意干这些无趣的苦力活罢了。
谈完了这本书的内容，也顺便说一说本书的写法。
这其实是至为无关的话题，然而我知道读者们在看完这本书之后，必然会对作者本人多所非难，因此提前的写下了这些求饶的文字。
中国人很喜欢谈论上古三皇五帝时代，谈论尧舜禹之禅让，认为那个时代是道德最美好的时代，是中国人最淳朴的童年。
在这点上，先秦诸子基本不论是儒法道墨，各家都共同认可的。
即便是严苛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也认为——
上古时代的人民淳朴又厚道，现在的老百姓啊，非常狡猾而且虚伪。[1]
这种印象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反而是大大的加强了
西晋时代的隐士陶渊明就说——
悠远的上古时代多么美好，那时候人民刚刚出现在大地上，他们傲然自足，性情最淳朴，最本真了。[2]
唐代的唐玄宗甚至将上古风俗道德之美上升到这样的高度。
上古时代的民风是那么淳朴，所以根本就没有道德这一说。因为大家凭着自己淳朴之心、本真之情行事，也就无所谓道德不道德了。[3]
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想看完《族天下》这本书的读者，大体会认同一点，古代人和现代人也没啥两样，有理想有梦想，也有欲望也有野心。
那时道德观念还没有稳定成型，所以老百姓一野蛮起来，是完全可以人食人的。
基本上高层的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的野心，打击其对手，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完全不受后世政治伦理之束缚。
而国家之最高领袖，为了拓展势力范围、争夺生存空间，更是恶战连绵，至为残酷。
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后世之中国人、包括当代之中国人往往认为我们的祖先非常善良淳朴，那时代的国家领导人尧舜禹都是美德的典范？
道理很简单，从上古时代到西周王朝时代，历史都有官方专职之史官记载，这些史官秉承的传统就是曲笔。
何谓曲笔，要谈论这个问题，就得提到一本书，这本书也是曲笔传统之终结者。
它就是《春秋》。
相传《春秋》一书为孔子所撰写，他认为该写的就写，该删的就删，即使是子夏之流的高足弟子也不能改动一字一句。
弟子们听受《春秋》时，孔子说：“后代了解我的凭这部《春秋》，而怪罪我的也凭这部《春秋》。”[4]
孔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他自己也是心中有鬼啊。
因为他撰写《春秋》，虽然没有现身说法，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但却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
孔子的这一发明，有个专业名词，叫做春秋笔法，简称曲笔。
在谈这个话题之前，这里，我们先得确定一点——孔子到底知道不知道真相。
《春秋公羊传》认为，孔子的肚子肯定有一本明白账的。这从孔子写作春秋为什么选择从鲁隐公开始，到鲁哀公时代结束，便是了然了——
《春秋》为什么从鲁隐公时代开始记载呢？
因为在此之前，祖先的事情都是传闻，所见到的是不同的说法，所听到是不同的说法，所传所闻也是不同的说法。
春秋又为什么会在鲁哀公十四年结束呢？
至此就已经很详细完整了。[5]
按照现代人的观点，《春秋》简直就是大毒草了。
孔子明明知道历史真相，还以这么恶搞的态度撰写史书，让后世研究历史的人很头疼的。大家为了知道《春秋》到底是写什么的，在那个时代，到底都发生的那些事情。又先后出了不少注解的书。
最终，又衍生出了三个权威的版本，那就是《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
照理，有了这三家的共同努力，春秋时代的历史真相应该是明明白白了吧。
结果又如何，三家各有各的说法，彼此打架，这架一打就是几千年啊，到现在学者专家还为春秋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争执不休。
照理，孔子这么个搞法，这么的恶搞历史，加大了历史研究者的工作难度，而且最终使得有些历史真相永远再无揭晓之日，是注定要站到被唾弃的位置上。
然而奇怪的是，恰恰相反，注解春秋之三家都对孔子给予深切的同情之理解。
《春秋左氏传》的作者左丘明就认为——
《春秋》的记述，用词细密而意思显明，记载史实而含蓄深远，婉转而顺理成章，穷尽而无所歪曲，警诫邪恶而褒奖善良。如果不是真正的贤者，谁能够编写？[6]
《春秋公羊传》的作者公羊高则认为——
澄清纷纷扰扰之乱世，让所有在乱世被颠覆的传统价值观念都得到保存和还原，啊，世界上没有一本书比《春秋》之撰写更接近这一伟大的原则了。[7]
《春秋谷梁传》的作者谷梁子则认为
（《春秋》这本书啊，撰写的指导原则）——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8]
他说的言简意赅，解释起来却很麻烦，这里就只解释一下“为尊者讳耻”这一句，以见大概。
何为尊者，就是最高的国家领导人。
何为讳耻，就是最高的国家领导人在执政过程中，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这里的目的，自然指的是维护国家的稳定、政权的稳定。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往往要超越政治之善恶伦理观念。有时候简直伤天害理、坏事做绝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春秋》的作者即便明知真相，也要对尊者予以深切的同情之理解，讳而不书了。是名“讳耻”。
任何时代的史学者都比普通民众更了解一点——尊者也是人，也有人的种种弱点和隐私，是不是一定要把弱点和隐私宣扬出去，告诉民众呢？
哦，让大家都知道自己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是个大坏蛋，这对国家有什么好处。
即便是现代社会民权张扬，这种为尊者讳的做法，在各国也是屡见不鲜的。
以民主人权自豪的美国人也不例外，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内多病，以病夫之躯治国，为了保持国家稳定，这一消息一直被严密控制，仅仅只有少数人知道。
而在中国之上古中古时代，以君主一人而驭万民，精力有限。
而偏偏中国人之拓展生存空间的能力又很强，从上古到西周，已经将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纳入了势力范围。
要统治的疆土是如此之辽阔，更显然非一人所能全知明察。
是以要保持国家之稳定，君主不惟要在人民心中仅仅是为尊者，而且还须是至尊。
尊到近乎神明的地步， 这样才能享有近乎神灵之超级威信，让民众不敢起任何挑战之心，目的自然是为了震慑国民，稳固威权体制。
要而言之，曲笔的最终目的就是建立一个稳固的意识形态，告诉本国之民众——
本国之历史伦理，乃是一部向善的伦理。
本国之开国君主，都是集人间一切美德于一身，至为完美，不容怀疑。
事实上，这是中国人独有的问题么，也不是。
目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谈起自己的祖先，谈起遥远的上古时代，笔触口吻都是一样的。
曲笔，从这个角度而言，并不是坏事。
上古时代曲笔之史官，论起本意，乃是为现世之政治服务，因此为尊者讳实为理所必然。
然而，原其本心，则上古时代曲笔之史官之理想，乃是为后世规划一套向善之政治伦理。
这套政治伦理一旦被捏造出来，遂成为后世之规矩准绳，使得后继治国之君主不得不时时警惕。
是以，中国之政治才可以从最初级的原始野蛮状态向高级的理想文明社会演进。
上面这段话太学术了。可能多数的读者很难接受，也很难理解。
这里就用日常生活的一个小例子作为类比——
多数有孩子的父母，教育起自己刚刚长大的孩子，总是要告诉孩子，世界很美好，人和人之间都是善良的。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说谎。
这些父母不知道人世间的险恶，不知道成年人的世界，不依赖谎言无法维持吗？
当然都是知道。
那么他们这样做，不等于害自己的孩子吗？
非也非也。
千万不要说谎，这句话，在一代人和一代人之间传递下来了。
是的，现实世界并不美好，甚至对于某些人来说，险恶、黑暗、不公平，困难重重。如果在那样的条件下去坚持真，那等于是选择了自杀。
然而，一代人又一代人也坚信，未来的生活会更美好，人与人会更真诚，所以他们要将这真的种子、在自己的孩子上面发芽，让后世子孙最终能生活在善的世界里头。
对于孩子来说，长大之后，吃了苦头了，吃了千万不能说谎的苦头，便明白父母之所为，诚然是最大的谎言。
轮到孩子为人父母了，他们是不是就去告诉孩子这世界的真相？显然也不是。
就这样，一代又一代，一直到今天。
人心要向善，善是人类最高最终极的价值，为了这善，不妨暂时先委屈了真。
《春秋》时代，是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然而，乐观如孔子，并不绝望。
他还是坚信，在政治领域里头，善的伦理是有价值，有着最高的价值，这价值甚至超越了真。
所以他所撰写的《春秋》必然是一部善的历史，而非真的历史。
他并非不知道真对于历史的重要性，但是，期望善的种子在后世之中国发芽的意念是如此的强烈。
以至于最终《春秋》成了一本观念的历史，一本纯粹的意识形态之书。
孔子作的是无用功吗？
当然不是，他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中国的任何一部官方正史都离不开他的影响力的笼罩之下——
多么神奇啊。
一本曲笔的历史书，一本难以辨明真相的历史书，却让后世的任何一个中国史学家必须取法。
以直笔著称于世的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就宣称《春秋》的意义重大，是任何有志于撰写信史的史学家的指针——
平定乱世，使之复归正道，没有什么著作比《春秋》更切近有效。
《春秋》不过数万字，而其要旨就有数千条。
万物的离散聚合都在《春秋》之中。
在《春秋》一书中，记载弑君事件三十六起[9]，被灭亡的国家五十二个，诸侯出奔逃亡不能保其国家的数不胜数。
考察其变乱败亡的原因，都是丢掉了作为立国立身根本的春秋大义。
所以《易》中讲‘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说‘臣弑君，子弑父，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其发展渐进已是很久了’。
因此，做国君的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就是谗佞之徒站在面前也看不见，奸贼之臣紧跟在后面也不会发觉。
做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就只会株守常规之事却不懂得因事制宜，遇到突发事件则不知如何灵活对待。
做人君、人父若不通晓《春秋》的要义，必定会蒙受首恶之名。
做人臣、人子如不通晓《春秋》要义，必定会陷于篡位杀上而被诛伐的境地，并蒙死罪之名。
其实他们都认为是好事而去做，只因为不懂得《春秋》大义，而蒙受史家口诛笔伐的不实之言却不敢推卸罪名。
如不明了礼义的要旨，就会弄到君不象君，臣不象臣，父不象父，子不象子的地步。
君不象君，就会被臣下干犯，臣不象臣就会被诛杀，父不象父就会昏聩无道，子不象子就会忤逆不孝。
这四种恶行，是天下最大的罪过。把天下最大的罪过加在他身上，也只得接受而不敢推卸。
所以《春秋》这部经典是礼义根本之所在。
礼是禁绝坏事于发生之前，法规施行于坏事发生之后；法施行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禁绝的作用却隐而难知。”[10]
如何理解这一事实呢？
很多人可能要说了，历史一定要真实，就是要给出真相。
其实便是在今天，历史之真相从来也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虽然我深深地了解——
现代人大多喜欢历史，阅读历史的时候，喜欢求真，他们就像动漫的柯南一样，在阅读历史类的书籍的时候，心中往往有个很小的声音在呐喊：
真相只有一个。
相比于中国历史的曲笔传统，另一传统“直笔”同样也历史悠久的。
这一种传统是现代人比较认同的——历史就是为了记载真相，史官就应该秉笔直书。
这里还要强调一下，现代人比较认同的，并不一定就是对。
因为我们是现代人，永远无法替古人生活，替古人应对他们所遇到的种种困难。
我们并不能以我们现代的观念强加在古人的头上。并进而认为，中国传统史学的最高价值标准就是直笔。
事实上，追随《春秋》而出世的《春秋左氏传》就是直书的代表作品，举凡春秋不忍言不能言的历史，在这本书里头几乎一无所隐了——
它撰写的目的，就是尽可能揭示《春秋》一书中所有隐藏的谜题。
这两本书如此的互为表里，以至于很早就有人断言——
《春秋》和《春秋左氏传》的关系，就是一件衣服的里面和外面，彼此互相辅助得以取得成功。
如果只看了《春秋》，却没有读到《春秋左氏传》，就算是一个再牛逼的人，关起门来研究再长的时间，也不会知道《春秋》到底都说了一些什么。[11]
《春秋左氏传》的真，是真到了让后人震撼的地步，以至于几千年之后的毛泽东读这本书，都要说他是一部相砍书。
就是这本直笔无隐的相砍书，把《春秋》曲笔所隐藏的残酷无情冷血的宫廷阴谋、弑君惨案一桩桩一件件的展示出来了。
这样一部真的历史会告诉读者什么——
权力的斗争总是丑陋，是要流血的。
不仅是流别人的血，也流自己的血。
不仅仅是流有罪的人的血，而且更多的无辜的人在流血。
看完这本书的人，特别是有志于从政的人，恐怕得出的结论往往也无非是——世界上最肮脏的地方是政治了。
阅读历史的目的，是为了得出这样的结论么？
难道为了真，就置善于死地么？
这个问题，请原谅作者本人作为一个刚刚开始研究历史的业余学者，无力回答。
只是，研究这一段蒙蒙昧昧的上古史，所根据又是曲笔传统所余留下来的上古文献资料，我在这里想告诉大家，只有一个——
历史有善的历史，有真的历史。
我对自己，对读者的期许也是双重——
在找到真的同时，也找到善。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这本书的读者会是谁。
照理，最有资格，最能用的上这本书的，是胡锦涛、温家宝之流的人物。毕竟这套书说白了，写的都是帝王将相。
写他们如何把国治好了，写他们又如何亡了国。
只有身处于最高位的国家领导人，才能从这本书中，领会到比较出他们目前的处境，并力图找到一条让国家稳定、老百姓喜乐的道路。
这，当然也是中国史书的一个传统，那就是资治通鉴。
然而，不一样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时代，五千年来中国最美好的时代——民权时代。
在今天这个民权时代，任何一个普通人，都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结合各种各样的机遇，坐上最高领导人的位置。
胡锦涛早年也不过是一个水电部第四工程局八一三分局技术员、秘书、机关党总支副书记而已。
温家宝早年也不过是一个甘肃省地质局地质力学队党委常委、副队长而已。
我对我的读者有所期望，期望有一天，我能写一本，善即是真，真即是善的历史。
或者即便不是今天，即便不是我，我的下一代再下一代的作者能做到这一点。
这当然是一个再迂腐不过的观念，只是这观念毕竟我们已经前仆后继的传承了五千年了。
坚信他吧。
司马迁曾经这样坚信过。
王威现在也坚信。
[1] “古之民朴而厚，今之民巧以伪。”——《商君书·开塞》
[2]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陶渊明集·劝农》
[3]上古淳朴，德用不彰，无德可称，故云不德。——《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
[4]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
[5] 《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春秋公羊传》
[6] 《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左传》
[7]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春秋公羊传》
[8]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春秋谷梁传》
[9] 根据今人统计，整个春秋时代，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共二百五十五年间的记录进行整理，共发现四十一起弑君事件，外加《左传》追记的两起，共四十三起弑君事件。
至于亡国五十二这一数据也不靠谱，春秋时期，见诸经传的大小诸侯国凡一百二十八个（亦有说一百七十余个），到了战国时代，基本上被战国七雄吞并殆尽，因此肯定亡国的不止五十二个。
[10]拨乱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史记·太史公自序》
[11] 《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桓谭《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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