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守丧之制的细节和内涵是什么？
3、儒家为何极度尊称守丧三年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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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丧三年】
当青阳去世之时，他所直接统治的少昊之国一定面临极度困难的挑战。
是以，少昊之国长老们才决定破除传统，让匆忙赶回到少昊之国国都空桑（今山东曲阜）的帝颛顼即位[1]，而不是由青阳的儿子蟜极接任。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上古之君位传承，如无大有变故，一般来说，先君死后，继任者在各部族长老的监督下，摄行王事，但却不能立时即位。
这三年其实是个考察期，如果他没有遇到强而有力的挑战，使得各氏族长老、元老归心输诚，这才算是正式登上君主之位。
这一制度可能起源于神农王朝期间，有他的优点和缺点。
在守丧三年期间，因为继任者未能正式登临君位，其威权必然受到很大的限制。
这种权力陡然出现真空的情形，在后世很难想像，因为后世君主手中之权力空前集中，每一天都要决断好多的政务。
而在上古时期，则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最初的国家形态，并就是由几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共同组成，君主只是共主。
除非是祭天、征伐等特别重大的政治事务，各个部落联盟都享有莫大的自治自主之权。
而守丧期之所以长达三年，并不是因为单纯的“孝”，而是因为当时之王朝之疆域已经非常之广大，而维系王朝之政治体制则类似于今天的邦联制。
以当时交通之闭塞、讯息传达之缓慢，要将先君丧失告知各族万方，各族万方再进而展开讨论，并确定继任者。
如果各族万方对上任有所不满，则必然反馈到上任君主所安排的继任者身上。一方面物色新的人选，一方面对上任君主选定的继任者进行劝退工作。
以上之种种，没有三年的时间是无法完成的。
后来黄帝王朝第六任帝尧要传位给自己的儿子丹朱，各族则在这三年之期，共推出新的人选——舜。
丹朱只能退位，不过他退的是共主之位，他依旧是本族之族长。
第七任帝舜要传给给自己的儿子商均，各族则在这三年之期，共推出新的人选——禹。
这一制度即是后世所讴歌的“禅让之制”。
后世不了解上古时代政治家为了维系这种类似邦联制之政治架构的努力，以为君主之大位何等之迷人，不惟没有血腥之争斗，还如此祥和，则肯定是编造出来的神话。
是以曹丕代汉，行禅让故事时，自得的宣称：
“舜禹受禅，我今方知。”
曹丕以己心度舜禹之腹，自以为聪明，认为所谓的尧舜禅让不过是美丽政治神话。
究其实，则是他对上古政治制度的无知，并不知晓共主之位虽然是个高位、尊位。
然，由于独裁体制尚未形成，共主这一尊位虽然能显著的提升本族的势力，但本人却享受不到共主这一尊位带来的权力上快感，
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君主本人没有公益心的话，还要认为共主之位带来很多的限制，是莫大的负担。
比如帝尧身前就一度曾经想把共主之位传给许由。
许由断言拒绝，认为自己作为一个族长可比当什么劳什子的共主拉风多了。
夏启建立夏王朝，中国由神权时代进入王权时代。
但是开“家天下”之传统，却不是他本人，而是夏王朝的第五任帝少康。
接任夏启的夏王朝二任帝太康终日沉迷打猎，不理政事，结果为东夷集团的有穷氏部落首领后羿所逐，不得返国，史称“太康失国”。
太康后来病死于阳夏，将帝位传给自己的弟弟仲康。
仲康传子相。相因为后羿实在太过强大了，只好依附同姓诸侯斟鄩氏。
后羿后来被其相寒浞所杀，寒浞派兵灭斟灌氏、斟鄩氏，杀了相。
寒浞派人杀了相后，相的妃子后缗逃到娘家有仍氏，生下少康。夏的遗臣靡后来率兵杀掉寒浞，立少康为国君。
少康在位时夏朝比较强盛，史称“少康中兴”。
从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夏启虽然开创了夏王朝，但是对于传承已久的禅让制度的影响，还是无力摆脱。
一旦遇到东夷集团的挑战，就只能退回去当本族之族长。夏启的子孙，连续三代不要说王位，就是当本族的族长，维持本族之势力范围也很够呛，一不小心还让人家操家伙给灭了。
直到少康即位之后，再造夏王朝，才形成天下归于一姓的“家天下”政治制度。
由此可见，任何政治制度变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那么禅让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是不是就此退出中国历史呢？
也不尽然。
夏王朝留下来的资料太少，我们不好断言。
而商王朝取代了夏王朝之后，对于禅让制度做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改造——守丧三年之制。
商王朝第四任君主太宗太甲（生年不详，前1557年去世），在即位的第三年，一意孤行，以残暴的手段对付百姓、奴隶，被东夷集团的首领、曾经辅佐商汤的权臣伊尹放逐到桐宫。
伊尹摄政，管治国家。
直到太甲后悔了，伊尹才把太甲迎回继续执政，使太甲变成了一位圣君。
太甲死后，其子沃丁继立。伊尹去世。终年100岁。沃丁以天子之礼把伊尹安葬在商汤陵寝旁，以表彰他对商朝做出的伟大贡献。[2]
《史记》上记载的这个故事，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太甲为权臣伊尹废黜，乃在于即位的第三年，仿佛上古之时的禅让制度。
商王朝的第二十三任君主武丁即位后，想复兴殷朝，但没有找到合适的助手。因此三年不说话，政事都由太宰决定，暗中观察国情。
其时已经是商王朝晚期了，家天下之政治制度施行已久，商王朝立国已久，上古时期的禅让制在王权时代中腾挪的余地日益缩小，
武丁的这一做法，没有引起太大的政治动荡，最终还实现了商王朝的中兴，则必有所本的。
也就是说，商王朝对于禅让制做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改造，最终将之与葬礼相结合，演变成了守丧三年之制。
《论语》上，孔子的弟子子张就曾经向孔子请教这个问题：
子张问道：“《尚书》上说，‘高宗守丧，三年不谈政事。’这是什么意思？”
孔子说：“不仅是高宗，古人都是这样。国君死了，朝廷百官都各管自己的职事，听命于冢宰（相当于今日国务院总理）三年。” [3]
孔子是殷人之后，不是不了解作为一国之君停止“本职工作”，长达三年，并不是为了专心致志地守丧，而是一种长期形成的政治制度。
然而代商而立的周王朝尚礼，将守丧三年之制度细密化、繁琐化，定下了很多规矩：
父或母亡故，孝子（女）穿粗麻布丧服和草鞋，戴麻绳丧冠；
三天后才能喝点稀粥。
三个月后才可以洗头；
头一年里不可以吃蔬菜瓜果，两年后才可以吃醋和酱。
满二十五个月除丧服后才可以饮酒、吃肉；
守丧期内不弹琴，不唱歌，不得有任何娱乐活动；
不可以娶妻纳妾，当然也不能有性行为。
孝子要为亡父或亡母守丧，要在屋外另搭个草庐（称为“凶庐”），作为守丧之所；孝子身穿丧服，手拄丧杖，住在草庐里，吃稀粥，睡草垫，枕土块，如此守丧二十五个月……
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一个毁誉参半的制度，颇符合中国这一“治水社会”的特殊国情。[4]。
因为在整个东方世界，只有中国治理如此庞大国土，国土一庞大，要让整个国家机器运转起来，以古代的技术水平，是无法为民众提供细致的人性化的服务。
于是只能采取一刀切粗放管理模式。
而为了维持这一一刀切的粗放管理模式，极度推崇君主的权威，让民众无从质疑，自然是最经济最省力的办法。
而守丧三年之制适足以将人们对君主的尊崇敬畏之心与等级意识，通过在礼仪的日常练习和遵守中，固化下来，最后达到崇君的效果。
也正因为守丧三年之制度，如此的不通人情，从春秋时期就被质疑。
同样还是《论语》一书，中有一段孔子与问题弟子宰予的对话，话题便是关于“三年之丧”。
宰予问：“服丧三年，时间太长了。君子三年不讲究礼仪，礼仪必然败坏；三年不演奏音乐，音乐就会荒废。旧谷吃完，新谷登场，钻燧取火的木头轮过了一遍，有一年的时间就可以了。”
孔子说：“（才一年的时间，）你就吃开了大米饭，穿起了锦缎衣，你心安吗？”
宰予说：“我心安。”
孔子说：“你心安，你就那样去做吧！君子守丧，吃美味不觉得香甜，听音乐不觉得快乐，住在家里不觉得舒服，所以不那样做。如今你既觉得心安，你就那样去做吧！”
宰予出去后，孔子说：“宰予真是不仁啊！小孩生下来，到三岁时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服丧三年，这是天下通行的丧礼。难道宰子对他的父母没有三年的爱吗？”[5]
到了王权时代行将结束，皇权时代即将兴起的战国争雄时代，守丧三年之制之影响力已经由贵族向民众转移。
墨子便认为守丧三年之制不可行——
如果让农夫遵循这一礼仪的话，那么肯定不能够早出晚归，尽心力于耕稼树艺。
如果让百工遵循这一礼仪的话，那么肯定不能够修建舟车制造器皿。[6]
总之，守丧三年，啥也不干，农夫不种地，工匠不做工，贩夫不做小生意，他们拿什么来养家活糊口，维持生计？
墨子的思想比较草根。
至于儒家弟子么，他们都自居为贵族（士），才不会在意农夫、百工的死活呢？
[1] 《吕氏春秋·古乐》，“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
《路史·高阳纪》云：“帝立于穷桑，有穷桑之号。”
《帝王世纪》亦载颛顼““颛顼始都穷桑，徙都帝丘。”
[2] 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
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襃帝太甲，称太宗。
太宗崩，子沃丁立。帝沃丁之时，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
——《史记·殷本纪》
[3]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论语·宪问》
[4] “治水社会”是美国学者卡尔·魏特夫对东方社会性质的定义，他在《东方专制主义》中认为，中国等东方国家性质与西方的巨大不同，源自东方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治水需要的前提下，由于兴修和管理大规模水利工程需要控制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于是产生了东方的统一君主国家，并由此使“东方专制主义”成为其社会的基本性质。
[5]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
[6] “使农夫行此，则必不能蚤（早）出夜入，耕稼树艺。使百工行此，则必不能修舟车为器皿矣。”——《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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