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什么是中道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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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夷之辩】
雍正像
讨平共工氏余部和击退犬戎的窥视，是帝喾生平两件值得一书的武功。
应该说，帝喾对于用兵之道并不是不精通，但是他打的每一战，都是被动出击。只要能够达成战略意图，便已知足。
帝喾深知，战争只是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而在很多时候，有比战争更好的选择。
现在，摆在帝喾面前最大的问题是，前任帝颛顼努力打造的国际新秩序并不是很成功，所组成的大联盟，即便是维持表面上稳定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难在那儿呢？
无它，民族问题。
今天之中国媒体，谈起中国民族之崛起，引经据典滔滔不绝,语调激昂唾沫横飞。然究其实，是个伪的不能再伪的概念。
正如美国汉学家白鲁洵所断言的：
(现代)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国家。
事实上，中国人主要是从文明国家的角度而不是从民族国家去看待自己的。
中国人的这一自我认同观念，远在春秋时代便已经定型。
具体的例证，我们可以从《左传》找到。
一方面，对于异族的压迫和侵凌，其时之中国人固然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异反应。
另一方面，则明白宣示“入于夷狄则夷狄之，入于中国则中国之”的信念，
前者自然是基于民族观念。后者则是文明观念。
这两种面目有时同时出现，常常达致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
这里不妨举个例子：
清代雍正帝即位不久，有一位叫做曾静文人，手无尺寸之兵，居然筹划推翻清朝的统治。他听说当时的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南宋名将岳飞的后代，想当然的投书岳钟琪，劝其起兵反清。
岳钟琪当即懵了，还有这样的呆子。当即上奏朝廷。
曾静被捕之后，雍正下令将审讯曾静的记录整理成册，并在前面加上了长长的按语（上谕），起名为《大义觉迷录》。
这本书谈的内容很多，其中很重要就是雍正为清王朝的统治的正统性辩白。
要反驳，肯定要先树立靶子，曾静的民族观念正是最好的靶子。
“中国内乱，夷狄（满洲）得以乘虚而入，占领了华夏，整个天地都被颠倒了。”[1]
“分清华人和夷人之界限，大于君臣之伦理。华人相对于夷人，之间的分别就是人类和野兽的分别。”[2]
对于曾静这一套其重点在于强调民族气节，认为要分清华夷，然后才能讲君臣关系。
这一套“华夷之辩”，在清朝前期特殊形势之下很是流行，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到了雍正时代，上距满清入关，都有八九十年了。
这就让雍正很郁闷了，因此他不惜屈帝王之尊，做出针对性的回应。
雍正作为一个对研究儒学颇有所得的君主，功底很深厚，是以批驳起来那是行云流水、洋洋洒洒，落笔万言——
“你这个呆子，不懂本朝自称为满洲人，其实和中国人所常说的籍贯，概念上是一样。
古代的圣王，像舜本身是东夷之人，周文王姬发本身是西夷之人，他们的出身难道妨碍了他们向天下百姓施行德政，并造化后人么？”[3]
这话中把中国历史上的圣王舜说成东夷，即异族，把周朝的文王说成是西夷，不是雍正说的，而是中国儒学中的亚圣孟子在他的书中说的。
雍正又说——
“再说了，上古时代的中国，所谓的一统，其疆域之幅员有其局限，地盘并不是很大。
对于那些无法征服，又不愿意接受华夏文明的国家，便诋毁它们是夷狄，比如上古时代的苗族、荆楚等等，说起来，也就是今天的湖南、湖北、山西之地。
那么在今天，我们是不是将这里的人看作是夷狄呢？”[4]
这句话就更厉害了，如果中国人不是一开始就抱着平等的观念，对待异族人，便接纳之，融合之，则中国疆域断乎不可能由小而大，进而主宰东亚。
雍正的这番话虽然是在为自己为整个清王朝的统治合法性做辩护，我们还是得承认，他的逻辑确实很完美很漂亮。
他之所以能讲的这么漂亮，当然是有前提，那就是历史，中国历史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现在，我们再回到帝喾所面临的困境上来，他可就没有雍正那么轻松了。
因为中国历史，就是从三皇五帝，从他身上开始的。
根据文献记载呢，再经过黄帝王朝历任君主的努力之下，到了大禹时代，据说尚有一万个诸侯（诸侯万邦）。[5]
如果一个诸侯，意味着一个民族，那就是一万个民族。
帝喾是大禹的前前前任，治下所统治了民族比诸大禹，肯定只多不少。是以，帝喾自然也不可能唱雍正的那一套高调。
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帝颛顼时代已经将武力征服运用到了极致，效果并不好，不然也轮不到帝喾上台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守成之主】
唐太宗和魏征
帝喾作为一个守成之君主，他和黄帝、帝颛顼的做法截然不同。
后世大唐贞观年间，唐太宗与房玄龄、魏徵等人谈论国家大事。
无意间，唐太宗询问二人——
“创业与守成孰难？”
房玄龄回答说——
“天下大乱时，群雄四起，攻城略地，战争激烈，创业的艰难是显而易见的。”
魏征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说：
“君主打天下，是在混乱中歼灭敌人，能够得到百姓的拥护，因此创业并不太难；
得到天下后，容易骄傲自满、享乐腐化，国家的衰败由此开始。
所以，自古以来的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而失之于安逸。”
太宗说：
“玄龄与朕共定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深知创业之难。
魏征与朕共定天下，深知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疏忽，故知守业之难。
但创业的艰难时期已过，眼下守业的困难，正是诸公必须谨慎对待的！”[6]
到底是创业难还是守成难，属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之类的问题，估计洋洋洒洒写上百万言也是扯不清的话题。
提出这个问题的唐太宗，首先对房玄龄、魏征的分歧做了分析，各自的经历决定了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进而结论不同。
也就是说屁股决定立场，态度决定一切。
最妙倒是唐太宗的结论，创业期过去了，大家再去讨论创业难还是守成难的问题已经没有意义了，现在的问题就是守成，这才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
帝喾深切的了解到，黄帝王朝在黄帝和帝颛顼的努力之下，已经确立了黄帝一族的老大地位，但同时也抵达了黄帝王朝开疆拓土的局限。
想当老大，很容易，拳头大就是老大，不服打到你服，这种丛林法则即便今天也是很有效的。
老大还分两种，一种是黑老大，只管要钱，不管别人死活的，都可以名之黑老大。
在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往往都是黑老大。他们一到了冬天，没有吃的了，就挥师南下，抢粮抢钱抢女人，抢光了之后，拍拍屁股，走人。
而中原的农耕民族，则是白老大，他们最初的地盘当然也是打下来的，打下来之后，就设立行政机构，管理人民，换句话说，就是收保护费。
白老大会说，我来当老大，罩着你们，不让黑老大骚扰你们，保你全家平安，你们只要在能力的范围之内，定期给我送粮送钱送女人就行啦。
这种聪明的做法，演变到后世就是所谓的“赋税”[7]
帝喾时代，黄帝一族是白老大，犬戎则是黑老大。
对于战争狂人的黑老大来说，他们是不会有王朝疆域问题的。
但是对于白老大来说，则就要将风险和收益挂钩，好好的核算一下成本了。
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一辈子武功赫赫，花了22年的时间统一了中国，之后出击北元，打的蒙古人晕头转向。
然而也正是他，列出朝鲜、日本等十三个“不征之国”，告诫自己的子孙，别去收保护费了。
在他政治遗嘱《皇明祖训》之《箴戒章》，为我们留下了中国这位白老大难得的内心独白——
四方诸夷相对于中国，远隔重山大海，所处的位置非常之偏僻，得到他们的土地呢，不足以供给中国，得到他们的人民，也无法让他们接受使唤。[8]
说白了，就是中国即便占有那些国家，征服那些国家的人民，也没啥油水。
没有油水，自然就没有搞头了。
对于帝喾来说，他的守成，并不是没有进取心，而是黄帝王朝此时的疆域，已经抵达了局限。
现在，对于帝喾来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将风险最小化，收益最大化。
他在击退犬戎之后，并没有趁机进军。把今天陕甘一带也纳入黄帝王朝的势力范围。这就是风险最小化。
将主要的精力，转向内政，处理民族问题，这就是收益最大化。
处理民族问题，其核心必然是平等原则。
这是帝喾在实践中领悟的第一条基本原则，当然了，上古时代是没有平等这个词的。而是有另一个词，一个字“中”。
史记上总结帝喾时代政治的清平，就说帝喾依靠平等原则，赢得各族人民的爱戴。[9]
这里就要谈谈中国人的平等观，即所谓的“中”。
这个帝喾首创的处理国际关系和国内民族问题的技术手段，到秦王朝统一天下之前，广泛运用，长达两千余年。
而作为观念，影响深远，一直到今天。
【中之大道】
龙凤人物帛画（战国）
龙凤合体纹（战国）“中”，中之大道，体现在经典政治文献《尚书》里头，是大禹答复帝舜的一句话——
这些图案表明早在很久之前，中国人在处理民族问题，手段已经很高明了。不论是信仰龙图腾，还是凤图腾的民族，都能在同一片大地上彼此相安。
人心危险，道心精微，要精研要专一，诚实保持着中道。[10]
而帝舜本身在后世的孔子看来，他作为政治家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坚持中道精神。他说——
舜真是具有大智能啊！
他喜欢征询别人的意见，就算是浅近的话，也欢喜省察它的含意。
把别人的错误和不好的意见隐藏起来，同时又表扬别人正确的好意见，最后再将众人的意见，所有过与不及之处都加以折衷，取其中道，施行于人民。
这就是舜之所以为天下百姓拥戴，与津津乐道的缘故吧！[11]
考诸典籍，事实上，自尧、舜、禹，降自夏商周历代圣贤。他们的施政之所以受万民悦纳，乃在乎一个“中”字。
所谓的中道政治，无疑是要掌握认识事物的过与不及的两个方面，采取中正的办法，施政于民，有度而不过度。
中道政治是先秦时代每个君主孜孜以求的目标，以至于周文王姬昌在离世之时，还以之为政治遗嘱，交付给自己儿子姬发。
他看着守候在床前的姬发，周国即将即位的新君，他是这样说的——
发儿！！！历代君王传位，都要将生平之所遵循的大道告知后任。
当帝舜还是低微的小人物的时候，亲自躬耕于历丘，满怀惶恐的奉行“中”之大道，他体察自己生平之心愿，不和老百姓的欲望相冲突。
当帝舜把自己的想法付诸行动，在自己的上下远近推行，并不断的调整，使得天地鬼神都不会因自己的做法而受到打扰。
舜既得到了“中”之大道，他的施政,总是设身处地,从正反两面考虑,勤勤恳恳，小心翼翼，努力将事情做好。
使得个人的情操达到最高境界——刚与柔并济,而又正直。帝尧嘉奖他，让他接替了自己的位置。
其后，姬昌又举了商人始祖的例子，说明“中”之大道是何等难能和可贵。[12]
西周之所以能够由小邦国兴起、壮大，进而挑战商王朝，正因为历代先王，坚持“中”之大道。
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下，周人与其他各民族相处的很愉快，融合的非常好。
这也是为什么姬昌在离开人世之时，念念不忘，一再叮嘱的缘故。
然而老大要和手下打工的讲“中“，讲平等，太难了。
因为老大谁都想做，一讲平等了，就成了老大轮流做了。
这肯定不是任何老大想要追求的平等。
但是要让手下定期给老大送粮送钱送女人，还要让手下心甘情愿，不讲平等又不行。
那么就得设计出一套的制度，在保证老大永远做老大的同时，让手下永远心甘情愿的当手下。
这一套制度的设计，是各大文明在发展的过程中，都要经历的一道槛。
跨过去了，文明才有可能延续下来，以至于今日。
跨不过去，就只有一个命运，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绕了半天，到底是什么制度呢？
两个字，国家。
西塞罗那如是说——
国家乃人民之事业，而人民是许多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13]
列宁如是说——
国家就是暴力机器，是一个阶级用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形式的暴力。[14]
韦伯如是说——
国家是一种制度性的权力运作机构，它在实施其规则时垄断着合法的人身强制。[15]
其实这些说法，还不如最近流行歌曲《国家》中的一句歌词来的痛快直接。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事实上，在上古时代，先有家，才有族。有族，才有国。
经过几十万年的进化、奋斗，进入黄帝王朝时代，中国人已经完成了化族为家的历史性转变。
我的族就是我的家。每个人都可以为了捍卫本族的生存空间，而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
族的观念的顽固和盛行，对于白老大想要构建一个稳定国家的想法，是个极大的挑战。
再则，白老大之所以当上老大，靠的就是本族人的力量。他本身也很在乎维护本族人的利益。
在黄帝时代和帝颛顼时代，黄帝和帝颛顼发起了无数次征伐，成功的确立了他们白老大的身份，使得黄帝一族在整个中原大地唯我独尊。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让各族在接受黄帝一族支配下，和谐相处。
“五十六民族五十六朵花，各族人民亲如一家”[16]
唱的好听，做出来就不容易了。
而在帝喾时代，那可是一万个民族，一万朵花，这一万朵花，就是数上一遍，叫出他们的名字就很够呛了。
更不用说让他们和谐相处了，围绕在以黄帝一族为核心的黄帝王朝。
平等，是一种感受。
亲如一家，其实就是一种平等的感受。
要做到这点谈何容易。
中国进入信史时代，处理民族问题，最为成功的莫过于清代的康熙帝。
对于历来让中国君主头疼的北方游牧民族——蒙古，康熙采取的策略是用婚姻控制蒙古人，结果证明是very good。
1691年，康熙在今内蒙古多伦大宴蒙古高层，席间，很多蒙古王公都是他的外甥或外孙，不是喊他“舅舅”，就是喊“姥爷”。
多伦会盟当晚，康熙就得意的对随从大臣说——
以前秦王朝征兆天下百姓修筑长城，我朝则通过和亲，施恩于喀尔喀，让他们作为中国北方的屏障，比起长城来，更为坚固。[17]
追溯起来，满洲贵族与蒙古贵族“和亲”，始自清太祖努尔哈赤。
就连康熙帝的奶奶都是蒙古人，康熙帝的五女儿、六女儿、八女儿都嫁给蒙古贵族。
于是，约100万平方公里的内蒙古作为满清人的嫁妆，就此并入永久的中国版图。
白老大通过和手下通婚，成了一家人。于是国事也就等同于家事。
在家庭之中，建立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就容易接受的多了。这就是所谓的和亲政治。
和亲政治，作为一种生殖器政治。后世之中国君主运用的很成熟，在帝喾时代呢，也不无先例。
但是像帝喾这么卖力，把心思全放在这上面的君主，少。
谈了这么多，我们现在就来端详一下帝喾的婚姻生活。看看他的每次婚姻都结出什么样的硕果。
[1] “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翻复”——《大义觉迷录》
[2] “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大义觉迷录》
[3] 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 ——《大义觉迷录》
[4] “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等，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大义觉迷录》
[5] “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
[6]上问侍臣：“创业与守成孰难？”房玄龄曰：“草昧之初，与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魏征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上曰：“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征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资治通鉴·唐纪》
[7]赋和税为两个不同的概念。
春秋时，私有财产发展，各国臣属本身征发的军役和军用品称“赋”；对臣属土地征发的财物称“税”，后来各国军赋征发也来自于土地，赋、税逐渐混合。
《汉书·食货志上》载，“赋供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
[8]《皇明祖训》之《箴戒章》录有朱元璋制定的对外策略：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即北元─蒙古）与中国边境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警备之。
[9]（帝喾时代）执中而获天下——《大戴礼记·五帝德》
[10]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尚书·大禹谟》
[11]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礼记》
[12]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鬲（历），恐坠宝训。戊子，自靧。己丑，昧爽……王若曰：发……昔前夗传宝，必受之以詷……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迺归中于河。……传贻子孙，至于成汤。
——《周文王之保训》
最近整理的清华简，据说其中的一篇《保训》，乃是姬昌之遗言，本人信手意译，难免贻笑方家，知我谅我。
[13] 《共和国》
[14] 《列宁选集》
[15] 《经济与社会》
[16] 出自民歌歌词，《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蒋大为演唱，高守信作词。
[17] 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圣祖仁皇帝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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