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后，架上枕上厕上，只剩下和中国上古史相干的书籍。
就这样看了十年，每一天起床的桌面是这样。
十年苦役，每天只能勉强以三千字的速度推荐，完稿却依旧遥遥无期。
写了废，废了再重写。原来写好的观点，又出来新资料了，不得不重新检索几百万字的资料，不得不重新修正这些观点。
有意义吗？也许没有。
毕竟，在伟大而无尽的时间面前，人力所为的一切是注定要被消解的。唯一不被消解的，只有时间。
历史这一门学科其实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历史记述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另一部分则是历史研究（historical study)。
历史记述追求所谓的真相。
历史研究则是在真相的基础上寻找和建构逻辑。
这当然是基于理想的情况，比如在今天，由于科技资讯的发达，由于民权时代的来临，过去几十年乃至于近百年的历史的真相大体是很难被遮掩的。
这时候，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有时候就高于历史记述了。
现当代的历史学家之所以得到普遍尊重，往往是因为他们能够将死的材料变成活的。
然而在古代史领域，历史研究的工作几乎是没法做的，特别是越遥远的历史越没法做。
在古代，特别是上古时代，历史事件发生在那一天都很难确定不移。
是的，我们貌似拥有无数的文献资料，《尚书》、《春秋》、《诗经》乃至于先秦诸子。然而这些文献和文献之间，几乎是游离、孤立而又零散，难以建立自洽的逻辑。
也就是说，本人撰写的这一部《中国上古史》，洋洋洒洒三四百万字，实际上是在做无用功。
这套书，我从决意撰写，到今天，我已经花费了十几年的时间。
从一开始，我已经知道《中国上古史》是不可能求真，一求真，就会发现这是一部建立在空中楼阁上的著作。
如是一年，两年，十年，以至于今。
每一年，我都在给自己找放弃将这本书写下去了理由。
每一年，我还是坚持写下来，在各种不足与外人道的疾病和艰辛中坚持写下来。
在今天，以“疑古”为主流的中国上古史研究思潮中，本书却站在一个非常奇怪的角度——
将一切文献资料，无论是已经被判定为伪书的，还是经不起推敲的神话叙事都勉强拼合凑合在一起。
我们当认识到——真也许永远不可得。
别迷信所谓的考古科学，即便我们从地上再挖掘出一万吨的青铜器，再整理出一万吨的甲骨龟卜，中国上古时代到底发生什么，依旧在迷雾之中。
本书想告诉读者的，固然也在努力求真，但在真既永远不可得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尝试着从另外一个角度去了解上古史——古人眼中的历史。
历史永远在呈现中，每一段历史，不同时代的人去看，是不一样的。
同样的夏商周三代史，先秦诸子看到的，和两汉大儒看到的，不是一回事。和宋儒看到的，又不是一回事，民国时代的学者看到的，和我们今天的学者看到的依旧不是一回事。
看历史，历史固然本身是不动不易的，像是一个安安静静存在的花瓶，可是当你站的位置不同，看的眼光不同，那么你所见的花瓶其实从来不是同一个。
最初的历史，记载的乃是中国上古伟大的人物的事情，或曰圣人之史。
中国上古史即是圣人的历史，而能列入圣人的名单上的，大致如下：
伏羲、黄帝、炎帝、帝颛顼、帝喾、帝尧、皋陶、帝舜、帝禹、伊尹、傅说、商成汤、伯夷、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发、周公姬旦。
也就是说从黄帝王朝一直到西周覆灭，所有的史书之记载基本上围绕这些人展开。
当然，也有一些人会被提到，比如记载六百年的商王朝，偶尔也会提到武丁、祖甲等接近圣人（或曰次一级的圣人）的历史事迹。
历史围绕着这些人展开，其他所有的人都是配角了。
比如蚩尤，明明是和黄帝旗鼓相当的历史人物，可是在中国上古史里头，他们却是跑龙套的存在。
仅仅是因为成王败寇吗？未必。
在中国上古史里头，无论贤能的臣子，无论再优秀的君主，如果不被认定为圣人，那么史官对于他们的笔墨是至为吝啬的。
至少在先秦诸子的眼中，圣人已经是世间唯一的真理，他们显然拥有最高点智慧，他们在活着的时候所制定的社会准则是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历时古今而不变的。
是的，圣人就是知行完备的人，至美至善之人，他们可谓是有限世界中的无限存在。他们不是神，却有着神一样的地位，接受后人对他们加以神一样的崇拜。
于是就有了所谓的“经学”，这是儒家对于他们推崇的一些先秦文献著作加以神圣化而诞生的产物。
这些文献著作，要么是圣人所编、所作、所修订，要么记载的即是圣人的言行。
这时候，一切发生的历史都是为了证明圣人的选择绝对正确。圣人口中所言，一字一句代表乃是天命，代表的乃是天意。
先秦上古时代的一切的著作，从本质上无非是为了证明圣人的伟大（即便偶有庄子、韩非这样的例子，然而在他的著作上，圣人的形象也多数是正面的。）
任何知识的传播，都是为了更好地阐释圣人之义，圣人之义即是经。
表面上看，经学史学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经学为统治者提供政治理论，史学为统治者提供治国先例。
然而一旦古人要让一段历史确切无可疑的时候，圣人就被祭出来了。没有圣人的加持，历史仅仅是历史，有了圣人的加持，史学就成了经学，就成了普世价值观。
在漫长的古代史，降自明清，中国人眼中的上古史，实际上就是“六经”[1]中历史。
隋唐易代之际的大儒王通以为——
从前圣人讲述历史的方式有三种。
第一种是《尚书》，一个王朝的典章制度在里头完整记录下来，所以只要钻研马上就能全部掌握了。
第二种是《诗经》，在诗经里头，每个人国家兴衰的原因都已经借助诗歌显现出来的，所以只要研究就可以找到兴衰的原因。
第三种是《春秋》，正邪之事迹被明白分辨出来了，所以只要去推理就知道书中所做的道德审判是那么恰如其分。
这三种讲述历史的方式，都是出自于中国最早历史文献，然而这三种讲述方式又是那么的截然不同，所以圣人特意做了区别。[2]
不是圣人，是没有资格记录历史的。
所谓的史书，不管以何种方式去讲述，最终阐述的都是圣人交给世人、后人的价值观。
当然，中国的史学地位并不是一直都基于经学之下。
中国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是依附于经，而后史学的地位虽然一代代的在提高，慢慢的史学仅次于经书，又慢慢的经即是史，再到后来，经学属于史学。
然而在这些变动的过程中，中国的上古史却一直不能够享受这种待遇。
后世学者，多数不会在研究秦汉史、宋元史的时候，受到经学的干扰，虽然在做“历史研究”的时候，经常强加所谓的“春秋大义”，但是“历史讲述”的真实性多少得到了保证。
可是当中国的史学家在讲述上古史的时候，即便降自明清，依旧无法将经史拆分开了去说。
在中国上古史领域，经学和史学的关系，不仅仅是衣之表里的关系，更可说是骨肉相连的关系。[3]
又自然，要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历史学，这大题目必须从西周王朝做起。
有国有家则必然有一整套国家机器在运作，也即是政府。
政府是为了治理人民而存在的，中国君主的君字，就证明了中国人的政治学从一开始即是群治之学。
周人的群治之学，从文献上来看，从理论上来看，是重教化而轻刑罚的。
有礼才有法。礼在法之前。
有兵则有刑，兵为刑之主。
当人民为礼法所驯服的时候，周人之政府无须动用国家机器去强制执行兵刑，事实上，以彼时之国家管理技术之落后，也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4]
中国人只有晚到宋元明清，才真正完成彻底的去贵族而形成一个平民政府。
也只有在宋元明清国家管理技术进步的情况下，才可能建立一整套从国都中央一直伸展到乡野基层的国家机器。
而在夏商周商王权时代，连郡县制都晚到战国末期才确立，是以周人所行之封建已经决定了国家机器的力量从来是有限的。
稳定的国家有赖于优良的管理，在贵族世袭的封建制的社会里头，所体现出来的家国治理模式乃是多中心制的。
从一开始，周天子就是一个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周王朝之中央政府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后世一个国家一个君主的集权专制政府。
周王朝之中央政府乃是与列国诸侯贵族共治天下之多中心复合体之政府。
这个政府的稳定性依靠的是贵族之间血缘关系的重叠而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的治理框架。而礼法界定和保障了君臣彼此间的权利和义务。
周天子统治的是贵族而并没有直接治理列国人民的权利，他所能直接治理的也仅仅是隶属于周王室王田的农民，他甚至没有对王畿之内贵族所统治之农民的直接治理之权。
是以，当我们看到史书上记载周宣王姬静在太原料民，激起了国内贵族们的强烈反对，也就不难理解了。
是以周公制礼，礼不下于庶民，周穆王推行吕刑，刑却不上大夫。
由此法律规则成为抽象的艺术，周天子在其中伸缩进退，就像试穿着一件又一件永远不可能合身的衣服。
每一次周天子力图强力观测自己的政治意志的时候，力图重建法律体系的时候，换来的必然是贵族们毫无节制的嘲讽和强大的反弹乃至于反扑。
周穆王姬满失败了，周厉王姬胡失败了，立法者的每一次努力，只加剧了王朝衰落了速度。很奇怪吗？一点也不。
如果涉及一个执行力足够强大的国家机器同时又能被国家绝大多数利益团体所接受所奉行直到今天依旧是个难题，更不用说三千年的中国。
周天子的法律得不到执行，是不是就耗损了他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呢？未必。
周天子即便在西周覆灭之后，即便在三家分晋之前，从来都是以半神的形象存在的，从来是天之子的形象存在的。
只要列国贵族还在祭祀他们的祖先，祭祀天之子的先祖，祭祀周文王姬昌和周武王姬发，那么天之子的神性就一日未除。
而靠着这天之子的神性，在战国时代，已经是弹丸小国的周国还能存身到战国末年，秦扫除六国统一天下之前夜。
一个王朝，诞生时强而且大，这并不稀罕。稀罕的是衰而能复振，弱而能求存，在二十四史上，我们看到一个个王朝是怎么样松弛、崩溃、灭亡，周王朝自然不能例外。
在不能例外之余的周王朝，又自然是一个特例，如果解释他享国八百的长寿记录成为一个难题。
表面上，周王朝早在西周覆灭时就已经死了，在三家分晋的时候更是死的透透了，可是没有一个诸侯国给补上致命的一刀。
灭了周天子从来不是荣耀，即便楚庄王，也不过存问鼎之心而已。即便晋文公，请襚礼而不可得矣。
是的，在东周时代，周王朝作为一个中央政府已经死了，但是作为一个政治秩序的稳定象征却不被颠覆，也很难被颠覆。
战国的任何一个国家要取代周王朝，不仅仅靠的是军事实力，还有赖于提供一整套完整的政治伦理，一整套止于至善的政治学。
如果不能提供比周王朝礼乐制度更强大的普世价值观，历史的车轮就会停滞不前。
个体的人有求善之动力，这求善的动力汇合起来，就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人类的历史从来是人的行动，而人的行动具备道德属性。要想败坏旧制度彻底并成功，就得创生出一套比旧制度更美善的规则制度。
如果不能，即便勉强一时得手了，就像秦王朝凭借军国主义一时得手了，也是注定了要在转瞬间覆灭的。
没有“人”的的进步，就没有“政治制度”的进步。
如果“人”没有意识到政治伦理学的善的动力，那么就只能身处于历史宿命之中而无力自拔。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自秦汉隋唐之后，一直到宋元明清在漫长皇权时代自我重复难以寸进的原因，一旦政治伦理学不再演进，历史就丧失发展之方向。
只有一个个具体的“人”有了意向有了渴望有了向往，才会行动起来，才会追求新的国家制度新的政治伦理学新的王朝新的政府新的国家机器。
真正的历史，从来不是死历史，而是演进史，总是走向更好的未来，人的智能已经决定了历史之走向。
历史是属于“人”的，只有“人”拥有这世界上的历史。
中国历史发展到了西周，发展到了周公制礼这一时间点，就已经形成了自称体系的道统观。
中国人开始借助历史重构政治伦理。
夏商周王权时代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贵族社会，一个血缘关系和政治关系紧密连接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里头，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放大。而君主，不过是一个最大家庭的家长，最大家族的族长。这就是所谓的家国一体。
血缘关系在政治制度设计中无所不在，有如血液一般全面渗透到所有的政治领域，于是整个政治关系网其实就是一张庞大的家族亲戚网。
如此一来，中国人的历史必然从祖先崇拜开始，所阐发的圣王之道其实就是祖宗之法。
在这一点上，最先发出先声的乃是战国的儒学领袖子思。
子思的名叫做孔伋，字子思，他是孔子的嫡孙。大约生于周敬王三十七年（公元前483年），卒于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02年），享年82岁。
在战国兼并日烈的年代，子思受教于孔子的高足曾参。
于是孔子的思想学说由曾参传子思，子思的门人再传孟子。也就是说，子思是一个上承曾参，下启孟子的人物，在孔孟“道统”的传承中有重要地位。
子思的本人的作品实际上今天已经谁也弄不清到底写过啥了，只知道《礼记》中的《中庸》是记在他的名下的著作。
这篇中庸最初并不被重视，因为有点自高自大自说自话的意思，在先秦诸子中思想尤其的另类，或者说清高。
因为当时大家讨论都是如此打败敌人，如何治国如何理财等实务急务之学，而子思却优哉游哉的在乱世中袖手大谈心性之学，并完全对儒家的圣人道统史观的最初建构——
孔子这个人啊！远宗黄帝王朝时代之帝尧帝舜留下来的道统，近守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发留下来的礼法。
孔子这个人啊！上遵从天时运行的规律，下符合水土地理环境。
就像天地没有什么东西不能承载，没有什么东西不能覆盖，就像四季错综运行，日月交替照耀，万物一起生长而不相妨害，遵循各自的规律而不向违悖。
小德如江河流浸，大德敦厚而化育万物，这就是天地之所以盛大的原因吧。[5]
这一下子就把儒家学派历代以来的思想整合到了相当高的高度，什么高度，就是兼容性。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句话尤其厉害，意思是什么，法家你们牛逼去，墨家你们牛逼去，道家你们牛逼去，没关系，大家各自牛逼各自的。
儒家既兼容了，就不被排斥了，儒家温柔的将自家的思想导入到各大学派之中，成为各大学派任何一场思想讨论中都不能拒绝的存在。
最终，务虚的儒学在秦汉大一统之后赢得了确定的未来。
进入西汉王朝，在司马迁《史记》之上，孔子的地位虽然已经被高扬，以一个小小贵族而侧身于三十《世家》之中。
甚至司马迁直白的承认，他所撰之历史之史观完全出自于孔子之《春秋》——
上大夫壶遂问：
“从前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
太史公司马迁回答说：
“我听董生（董仲舒）讲：‘东周时代周王室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嫉害他，卿大夫阻挠他。
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
在该书中，他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
孔子说：‘我与其载述空洞的说教，不如举出在位者所做所为以见其是非美恶，这样就更加深切显明了。’
《春秋》这部书多么伟大啊：
上阐明三王的治道，下辨别人事的纪纲;
辨别嫌疑，判明是非，论定犹豫不决之事，褒扬善的同时抨击恶，尊重贤能，而鄙视那些不肖之徒;
使灭亡的国家存在下去，断绝了的世系继续下去，补救衰敝之事，振兴废弛之业，这是最大的王道。[6]
也就是说，任何历史的讲述必须假想孔子的感受，以孔子论定之是非标准为百代之是非标准。
天不生仲尼（孔子），万古如长夜。
这句话，在现代是笑谈，在整个中国皇权时代，则是金科玉律。
没有孔子价值观的指引，中国的经学无从建立，历史学也找到找不到意义和方向。
东汉王朝时代之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再一次对儒家之所创的道统进行高度提炼概括这概括自然是基于子思讨论的基础之上——
儒家那个流派，大概出自于古代的司徒之官。
他们帮助国君，顺应自然，宣明教化。
儒家学派之学者们涵泳于六经的文章当中，特别注意仁义之间的事务，远宗黄帝王朝时代之帝尧帝舜留下来的道统，近守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发留下来的礼法。
他们尊崇孔子为师表，来加重他们言论的重要性，在各派道术当中最为崇高。[7]
中国自西汉王朝汉武帝时代独尊儒术，到了东汉王朝，儒家定为一尊已经是确立不移了。所以班固有此之说。
然而，儒家阐发圣人之道的同时，其实也在完成将圣人之道从祖先崇拜阴影的笼罩中跳脱而出的任务。
只有完成这一任务，儒家的圣人道统才能为万世开太平，而不至于沦落为一家一姓之政治合法性辩护的政治投机理论。
这种政治伦理科学化的过程中，儒家的思想体系由宋儒之发扬，而成为圆满的、自足的、自我实现的天理了。
这时候，《中庸》一书承担了它几乎差点不能承担的重任了，被有宋一代的学者们重新发现和发明了，探索中庸之道的文章不下百篇。
其中，吹捧最力莫过于北宋王朝时代的程颢、程颐两位夫子。
受此影响，南宋时代的朱熹又作《中庸章句》，并把这本四千字不到《中庸》升格为儒学之元典了，和《大学》、《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
且来看朱熹是如何描述儒家圣人道统此一体系的完成的——
《中庸》是为了什么原因而被写下来的呢？
《中庸》的作者是子思。子思担忧关于“道”的学问会逐渐被人遗忘甚至失传，所以才作了这些文字以便传世。
远至上古，堪称圣神的上古之人就逐渐从对“天”的观察活动中总结出了至极之理，也就是宇宙的普遍规律，并将其称之为“道”，使其一代代地传下来，是为道统。
现在还可以从经书中看到的，有“允执厥中”，这是帝尧传位给帝舜的时候所说的话；
也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帝舜传位给帝禹的时候所说的话。
帝尧所说的那一句话，就已经讲清楚了什么是“道”的至极之理，也已经完全包容了至极之理的内容。
而帝舜后来在这一句话上又加上了三句，这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尧所说的那句话的前因后果，因为只有明白了前因后果才有可能对“道”的理解达到既精且微的“庶几”的地步。
……
帝尧、帝舜、帝禹都可以说是“天下”的“大圣”之人了。
所谓“天下”，也就是与人相关的“道”，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指存在着宇宙自然的“道”，一方面指人在教化（人类文明整体）上人能理解并利用宇宙自然的“道”。
所谓“大圣”，是指完全了解了“道”的人。
普天之下，能把“道”代代相传，这就是天下最大的事。
普天之下，有“大圣”之人来做传“道”的大事，且在传承之时，上一代将道法教授于下一代，下一代从上一代接受其道法，慎重其事，反反复复地叮咛告诫，其所交代的话，也就不过如此而已了。
如此说来，天下之理又哪还有比这些话中所包含的至理更为深刻的道理呢？
是以，自从人类探寻“道”之真理以来，一代代圣人相互传承，其中有象商王朝开国君主成汤、周王朝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发这样的君王。
更有象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姬旦、召公姬奭这样的大臣，他们都是得到了“道”的真传，所以可以将这样的传统称之为“道统”，即是关于“道”的传统。
象我们所尊敬的孔老夫子，虽然本人没有朝廷的官爵禄位，然而，由于其继承整理了以往圣人关于“道”的学问，为后来的人在学习“道”的学问上开辟了道路，其在“道”的功德方面甚至还远胜于尧舜这样的君王。
然而，在当时那个时候，对于“道”能由“见”而能达到“知”的境界的，只有孔子的弟子颜回、曾参而已。
这两人可说是真正体悟到了“道”的本质，得到了孔老夫子的真传，是孔老夫子的正宗门人。其后由曾氏再往下传，又回传至孔老夫子的孙儿子思。
在子思那个时候，学界已与孔子的圣学相去已远，各种异端邪学已经繁衍起来。
子思恐怕时日愈久远则道统的真正学问也会流失得愈多，所以按照帝尧帝舜相传的关于“道”的本来之深意，加之平日从父辈和老师之处所得到的见闻，相互参照演绎，作成此书《中庸》，以将道统的精髓诏告于后世的学者。
……
子思故去之后，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然而其所说的话仍然处处显示着其正确性。
在所有前圣的书籍之中，象此书这样纲目清晰、推理严谨、思想深刻、说明详尽的却并不多见。
到后来此书又得以传至孟子，使此书能进一步得到推崇说明，从而继承了先圣的道统。可惜孟子去世之后，此书却逐渐被湮没遗忘而使道统失传。
……
好在此书并没有完全泯灭于故去的历史之中，所以出了程氏兄弟这样的人，对其加以仔细考察研究，接上了断了一千多年的圣学主脉。……[8]
至此，中国文明之“道学”得以确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
道学开始支配中国历史的进程，一直延续到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王朝。
道学之道，即是历代中国统治者的驭民之道，它为中国文明的平稳发展保驾护航的同时，也压制了思想的丰富性和开放性。
历史作用于现实，而理想却奄奄一息。每一代的中国大儒越是努力去追寻道学，去守护道统，不敢偏离道学之大道，并以此为理想的时候，中国帝国遂成了梁启超抨击的老大帝国。
今天，我们研究道学的目的，不是为了招魂，而是为了划清界限，划清中国近现代文明于古代文明之间的界限。
是，在中国古代的文明史上，道学曾经一度是那么的优美和迷人，但我们必须走出历史，走向未来。
在今天，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已经无需的激烈的去反传统了，去反儒学反道学了。它们已经在过去的年代尽力尽了全力。
过去的，就让它们过去吧。放手吧。
中国皇权时代的最后一个王朝灭亡了，中华民国建立，民权时代来临了。
正如周人作为“新人”必然重构自夏商周的上古史一样。
进入民权时代的中国“新人”也开始重构整个中国史。要做到这一点，就得重构中国上古史，只有将中国上古史从经学的泥潭中拯救出来，才有新一代的全新的历史学。
第一个直面这一难题乃是近代的国学大师顾颉刚，他堪称是中国历史学上一位真的勇士。
事实上，发源于清代的乾嘉学派在怀疑《尚书》等古文献的真伪之事，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然而这些工作虽然成绩斐然却到底不够彻底。
如果说乾嘉学派对于经籍的整理工作是“疑经辩伪”，那么顾颉刚则将这一工作上升到了“疑古辩伪”。
顾颉刚本人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师，但是他在学术研究上走的是经学的路子，所以他的弟子刘起釪认为他是“入经学之室操经学之戈而反击此经学。”[9]
他的最初步工作是通过比对《尚书》、《诗经》等经书中古史观念的不同，指出《尚书》中的《尧典》所传之尧舜禹的史迹是大有可疑的。
到了1923年，顾颉刚所提出 “层累的中国古史说”在学术界轰动一时，影响以至于今。
顾颉刚自然不是一个人奋斗，他提出“层累的中国古史说”的历史大背景乃是彼时中国五四之新文化运动。
新一代的中国历史学者们大多在研究历史上皆以为要吸收西方近代社会学、考古学等方法，去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也就是所谓的“整理国故”。
顾颉刚之所以能够走的那么远，乃在于有钱玄同等学者的支持。
到了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问世，顾颉刚在此书之前长达六万字的《自序》，标志着“疑古学派”（古史辨）的正式成形。
在《古史辨》第一册的《自序》中，顾颉刚如是言——
古史古书之伪，自唐以后书籍流通，学者闻见广博，早已致疑;
如唐之刘知几、柳宗元；
宋之司马光、欧阳修、郑樵、朱熹、叶适；
明之宋濂、梅鷲、胡应磷；
清之顾炎武、胡渭、毛奇龄、姚际恒、阎若遽、万斯大、万斯同、袁枚、崔述等人都是。
不过那些时代的学术社会处于积威的迷信之下，不能容受怀疑的批评，以致许多精心的创见不甚能提起社会的注意，就是注意了也只有反射着厌恶之情。
到了现在，理性不受宗教的约束，批评之风大盛，昔时信守的藩篱都很不费力地撤除了，许多学问思想上的偶像都不攻而自倒了。
加以古物出土愈多，时常透露一点古代文化的真相，反映出书籍中所写的幻相，更使人对于古书增高不信任的意念。
长素先生[10]受了西洋历史家考定的上古史的影响，知道中国古史的不可信，就揭出了战国渚子和新代经师的作伪的原因，使人读了不但不信任古史，而且要看出伪史的背景，就从伪史上去研究，实在比较以前的辨伪者深进了一层。
适之先生[11]带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把传说中的古代制度和小说中的故事举了几个演变的例，使人读了不但要去辨伪，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它的渐渐演变的线索，就从演变的线索上去研究，这比了长素先生的方法又深进了一层了。
我生当其顷，历历受到这三层教训，加上无意中得到的故事的暗示，再来看古史时便触处见出它的经历的痕迹。
我固然说不上有什么学问，但我敢说我有了新方法了。
在这新方法支配之下的材料，陡然呈露了一种新样子，使得我又欣快，又惊诧，终至放大了胆子而叫喊出来，成就了两年前的古史讨论。
这个讨论何尝是我的力量呢，原是在现在的时势中所应有的产物！[12]
《古史辨》这套丛书一直出到第七册，共收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史、考辨古代史料的文章三百五十篇，计三百二十五万字，可谓是洋洋大观了。
疑古学派风光一时无两，即便在今天依旧是中国上古史研究领域也是主流。
然而，这一学派的风光固然使得新时代的中国上古史研究有了新的起点，却也在相当程度上引起了混乱。
鲁迅固然不是中国上古史领域的专家学者，但他在与郑振铎的信中指出——
他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得没有，自己也不再有路可走……[13]
鲁迅此言，固然是因为他与顾颉刚有些私人恩怨（这里就不展开说了），然而这“有破坏而无建设”的断语却也是有如千金之重。
世界上无论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都想把本国史本民族史追溯的更为久远，此种情怀并不独一中国人为然。
在追溯无能及的情况下，是不是直接处理成神话传说？难道在久远的神话传说里头，真的找不会历史真实。
三皇五帝时代被论定为中国神话时代，按照今天的学术规范来说，当然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然而从夏商周乃至于西周王朝覆灭这一段半信史时代则处理起来尤为复杂。
一方面面，我们既无法判断文献中所记载的上古史之历史事迹是否真实，即便出土的文物再多，有时候也是无补的。
另一方面，新出土的文物，新发掘的遗址又是如此之多，太多的空白点显然又溢出于传统文献之外。
要而言之，绕开传统文献重建中国上古史自然是不可能的，而以传统文献为中心，力图将所有考古发现来铺陈中国上古史，更是歧路亡羊。
正如前面所言的，本书虽然洋洋洒洒三四百万，本人已经投入十几年的精力和时间，然而依旧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困惑啊，太困惑了啊。
迷茫，真迷茫啊，真的好迷茫啊。
是的，人类最初的历史，无论是哪个国家哪个文明那个民族，都是从蒙蒙昧昧的状态开始的。
以《圣经》之《旧约》而论，真的是一部信史么？
显然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个研究西洋史的学者认定是。然而在宗教改革之前，由于基督教的大兴，《圣经》在西洋人心目中的地位实等同于中国人的《四书五经》。
也就是说，《圣经》所讲述的历史被后人当成真实的历史了，并作用于彼时的现世生活之中，影响了整个历史的走向。
同样的，中国人的传统文献一被上升为经学，所讲述的历史即被笃信不移了，而由于中国文明历史的高度同一性，以至于经学对中国历史影响更为深远，长达两千年之久。
这种力量又是那么的真实，即便到今天我们尚能感受到它的余波。在今天，借助这一余波的人们力图要将中国历史上溯到五千年前，汉服爱好者要将衣裳制度定于黄帝王朝时期。
我们不能无视这种力量，我们可以看到，电影、小说等等虚构的文艺作品可以作用于真实的人心，让我们感动敬佩叹服，驱使我们作用于现实生活。
这作用无论好坏，都已经产生了真实的影响了。
试举中国人之”天命观“申论之。
中国人的“天命观”发凡于夏商，到了周人一统天下之时，为了对国家进行持久管理，显然，他不得不继承夏商两大王朝的“天命观”，并发展之。
周人何其有幸，自古公亶父一直到周公姬旦平定天下，不过四代人一百年的时间，即完成“小邦周”吞并“大邑商”的伟业。
照理，此一时周人的民族优越感必然大大爆发，如果将“天命”视之为降在周人而非周天子一人之身，则必然走向古代犹太人所谓的“选民论”。
在《圣经》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的犹太人是如何的坚信本民族乃是被神拣选的民族，坚信上帝之启示和带领了他们的列祖和先知们。
这种信仰是非常有力量，有了这信仰，古代犹太人可以在旷野流浪四十年之久。
有了这信仰，最终出了一位伟大的君主大卫，他打败了周遭的大部分敌人，选定耶路撒冷作首都，建立了一个繁荣强大的帝国。
这个帝国衰微了，崩溃了，灭亡了之后，犹太人的先知们告诉民众，这是因为民众不相信上帝了，所以要亡国，要受苦。
由于犹太人是如此坚信本族乃是上帝之选民，是以历史上犹太人不欢迎其他民族融入自己的民族，也自然而然被其他民族所排斥。
二战时期纳粹之所以疯狂屠杀犹太人，乃在于整个欧洲自古以来即已形成的普遍反犹主义。
言至于此，坚持“选民论”之利弊灼然可见了。
周人之所以没有自认为是上帝之选民，很大原因应该是崛起的太快，在一百年的时间里头，周人首先成为西土的霸主，这是靠武力征服无法完成。
周人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收纳融合其他的族群，即便是姬周王室而论，无论是大王季历还是周文王姬昌他们对于迎娶殷商贵族之女的愿望都是至为热烈的。
周人固然严于嫡庶之分，天命所降，只在大宗子一人。然而，周人的外婚制又使周人和其他的族群以婚姻的纽带联结为一体，从而实现了民族融合、和谐相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是周天子的天下。而在这一王土上生存的列国民族，并没有形成民族高低之分。
能分的，只有亲疏和远近，天下列国贵族和周天子的关系，都可以通过婚姻来确定，此种宗法制度以等差递减的方式，实现了中国历史独有的“大一统”人文传统。
大，就是拥护，一，就是定于一。
周天子由此被定于一尊长达八百年之久，那怕是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时代，此虚名尚维持了一个“华夏文化圈”的存在，为秦汉皇权时代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个中国，一个天子，久已经是中国人牢不可破的天命观了。[14]
于是乎，中国历史上分分合合，仿佛是中了“统一”的咒啊。这咒中了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心甘了，情愿了，心甘情愿克服无论多大的艰难也要再次一统。
这力量无论好坏，都已经产生了真实的影响了。
自中国上古先秦时代流传下来的文献里头所讲述的三皇五帝的故事，所讲述的夏商周三大王朝故事不也真实的作用于后世两千年的中国历史。
观念史，观念演进的历史，也是一种至为真实的历史。
无论是秦汉隋唐，还是宋元明清，所有的大臣们在朝堂上劝谏君主的时候，不是将三皇五帝的故事一讲再讲，当成不容怀疑的世间真理去讲。
所有的历史大事，都笼罩于这些“世间真理“的阴影之下。
试问，如果我们今天的人不去重温去弄明白先秦上古文献里头所讲述的上古史是什么样子，又怎么会理解中国历史其后发展出来的至为独特的路径。
是的，这条路，今天依旧在。
“以德治国”这口号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从我们今天中国人从周人那里继承而来的。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的又是什么，那么我们就得了解，所谓的“中”指的乃是天下之中。有服章之美，则谓之“华“。
我无法给出任何结论，本书所能做的，只能是最基本的“历史记述”，而且还是相当不靠谱的“历史记述”。
而在“历史研究”上，更是支离破碎。
西洋的早期历史研究为神学服务，而中国早期历史研究则为经学服务。
在《上帝之城》中，我们可以看到圣·奥古斯丁以基督教的历史观阐述罗马帝国何以灭亡。
而中国自第一部正史《史记》开始，一直到延绵了两千年而构成的浩瀚的《二十四史》中，固然总结的一代又一代兴衰得失，然而充斥的依然是一以贯之的“春秋大义”。
历史记述的技巧一代比一代发达，但是历史研究上却毫无进展，或者说，充满了目的性。
无论是西洋神学还是中国经学都已经做出了一个假设——世间有长存不灭之真理，世上的一切论著都必须为论证此点而服务。
当中国进入工业时代，进入民权时代，昔日之经学被彻底瓦解了。然而历史研究的目的性并没有得以减化，而是大大的加强。
共产主义在中国大获全胜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也成为了目前中国历史学的主流。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所建构的历史学当然不失为一个框架清晰、结构科学的历史观，它给出了一个合理的假设——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必然是进步的。
然而这个假设就是事实吗？是否能满足历史学者对于历史学所包含的逻辑与原理的真实的追索呢？
我想，这个答案并不是那么容易得出的。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如是言。
一切的历史都是观念史。——柯林伍德如是言。
我未必能完全通达这两句话，却希望读者们记取。我唯一的奢望是——你们看完了这么厚的一本书，并不觉得是浪费了时间。
在这世界上，最宝贵的莫非是时间，这就是历史的真谛。
谋杀读者的时间，算得上是世界上最为伤天害理的凶杀案了。我希望我不是作案者。
（完）
[1] 六经是《诗》《书》《礼》《易》《乐》《春秋》的合称。由于《乐》实际上失传，所以又称“五经”。
五经亦史。——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
[2]昔圣人述史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矣，故索然而皆获，其述诗也，兴衰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故圣人分焉。——《中书·王道篇》
[3]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矣，何以垂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李贽《焚书·经史相为表里》
这体现了一种观念：即便到了明朝，经史尚不能完全的分家。
[4] 详见本书附录《西周王朝的官制、兵制、田制》
[5]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礼记·中庸》
[6]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7]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汉书·艺文志》卷三十
[8]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
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
世之相后，千有余年，而其言之不异，如合符节。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之明且尽者也。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则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闲，而异端之说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然而尚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序》
[9]刘起釪《顾颉刚评传》
[10] 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
[11] 胡适
[12]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13] 《鲁迅文集》1934年7月6日鲁迅致郑振铎的信
[14]孔子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礼记·曾子问》
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孟子·万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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