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尧在战争年代巡游惯了,现在天下安定了,闲下来,依旧到处去。
时间流逝,帝尧已经主掌黄帝王朝有五十年了。
有一次,帝尧巡游至一个四通八达、人流如织的地方(上古时代将这种地方多叫为康衢,并无特指),看见五十多个老人在玩击壤的游戏。
击壤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投射游戏活动。[1]
整个游戏规则可能类似于今天的飞镖,投射。
"壤"是用木头做的,前面宽后面尖,阔约三寸,形状就像一只鞋子一样。
玩的时候,先把一只壤插在地上,人走到三四十步开外,用手中的壤向地上的壤击去,投中的就算赢。
后世之春秋的“投壶”,宋代的"飞",清代的"打瓦"等等游戏形式,都是由击壤演变而来的。[2]
在游戏之中,有一位老百姓忍不住高声赞美起国家最高领导人——多么伟大啊,我们的君主帝尧,开创了天下安康的新时代。
一个正在玩击壌的老百姓(壌父),闻听此言,大为不满,昂首道:
老子太阳升起的时候,就起来干活。太阳落下的时候,就回家睡觉。用我的双手,凿井而饮挥舞农具,靠种田养活自己。帝尧算什么,他就是个屁。管不到我。[3]帝尧听到了,也没有生气。
如果按照后世的领导人,只怕会大大的不快活,心想着,为了让天下人幸福,我吃了多少苦啊。
真生气起来,这位壌父怕是要倒大霉了。
可是帝尧不这么想,治理了天下五十年了,说心里话,他对自己并不是很有信心。
他真心的很想知道,天下到底是安定了还是不安定,天下的老百姓对自己推行的政令认同不认同。
这些问题,他问及左右和文武大臣,从没有一个人给过一个很肯定的答复。
帝尧深知,一个领导人,要了解民意,只有深入民间。
现在,壌父虽然对他的统治并不是很认同,帝尧却不加罪壌父。
这种“你伤害了我,我却一笑而过”的态度,让老百姓更是喜欢帝尧了,因此又编了一首民谣,传唱了起来。
使我的百姓生活有所依靠、有着落,难道不是因为你的英明政策?大家不投机、不取巧,正因为顺乎了帝尧你指定基本国策啊。[4]帝尧时代是中国传说中政治最清明的时代,这么政治清明的时代陡然冒出“壌父”这样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论起来并不出奇——
中国人之政治体制,只有到了战国之后,随着管理水平的提升,官僚系统之影响力方能抵达基层。
但是帝尧时代,普通老百姓便是得罪君主,君主真要发落他,还得先看看是不是本族的。
不是本族,就得先去找该族之族长。即便证据确凿, 该族之族长不鸟帝尧,帝尧也是一点脾气也没有。
是以黄帝王朝之君主遇到此等情境,即便再怎么心下不快,也只能装没听见。
免得到了最后,既发落不了“无政府主义者”,又损害了黄帝王朝的威信。
因此,壌父之大唱“帝力于我何有”,这话,实在是一句再诚实不过的大实话。
只是中国历代之文人,难免加以想象发挥,进而一口咬定,尧舜时代之政治乃是中国后世有道明君之典范。进而要求政府给“无政府主义者”留下一线“言论自由”的空间。
Why?
在今天之民权时代,公民批评政府之权利已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而在古代,即便是春秋大分裂时期,那个文人高度自由的时代,要批评政府,就只能去当“壌父式”的隐士。
孔子就声称——
“坚定信念并努力学习,誓死守卫并完善治国与为人的大道。不进入政局不稳的国家,不居住在动乱的国家。天下有道就出来做官;天下无道就隐居不出。国家有道而自己贫贱,是耻辱;国家无道而自己富贵,也是耻辱。”[5]也就是说,文人只要认为天下无道时,是可以做隐士。
做隐士,其实就是不和政府合作。
春秋时代,隐士是很多的,单单一部薄薄的论语,记载了和孔子有过瓜葛的隐士就有楚国的“狂人”接舆,还有两位不知国籍的隐士长沮、桀溺。
这些人批评起政府来,不假辞色。
更对于孔子这种力图在乱世之中有所作为的想法,大加嘲讽。
秉承的便是帝尧时代“壌父式的言论自由”精神。
当然,此种“无政府主义者”,就再不干普通老百姓什么事情了,而是由文人为了国家,委屈起自己,做起了隐士,大过特过“壌父”之瘾。
33、秀才剁指
只是秦大一统之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再不是一句空话。
当支撑国家机器运转的官僚系统一直延展到中国的最基层之时。文人即便声称自己是“隐士”,想拒绝为朝廷效力已不可得。
比如朱元璋最初登基之洪武元年,天下逐鹿未已,他呢,当其时就态度很是谦卑的写了一篇《谕隐逸诏》来征求人才——
朕考虑到以天下四海之广大,并不是朕一个人所能治理,一定要得到天下的贤人的辅助才能实现太平盛世……只可惜的现在有才华的贤德之士因为战乱,都隐居到山林之中……现在,天下刚刚安定,朕天天和饱学的文人谈论如何治理大明朝,他们的建议总是能给予朕启发,在他们的启发,朕怎么能不过古代贤明的君主作为自己的榜样呢。因此,隐居的文人们啊,如果你们想贡献自己的才能来辅助大明朝,以仁德之心救济苍生,一定不会嫌弃朕的。所以,我特此诏告天下,让天下人都知道朝廷求贤若渴之心。[6]而到了洪武十八年,朱元璋扫平群雄之后,对于隐士就一点也不客气了。
不客气到什么程度呢?
朱元璋是这样说的——
呜呼!!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说法由来已久了,(已经成为中国伦理的一部分)。天下之士大夫拒绝和政府合作,就是背弃中国伦理。对于这种臭屁的士大夫,政府砍下他们的脑袋,屠戮他们的家族,并没有什么不对的。[7]对于拒绝和政府合作的隐士,不惟诛杀之,还要族灭之。这话是单纯的恐吓么?
朱元璋还真的做了出来,因为元末之士大夫不肯为新朝效力的很多,为了让隐士们进朝做官,朱元璋最初还很用心思,但是渐渐的就失去耐心了。
于是,他创造性的发明了一个罪名,叫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之罪,
这一罪名编入“真犯死罪”和“应合抄札家属”条例,写进他的《大诰》里。
按照中国人的通俗观念,隐士有官不当,有荣华富贵不享,大大的有骨气,怎么会招来杀身,甚至是族诛之祸呢?
还好,现在留存下来的朱元璋御制《大诰三编》中,有一则秀才剁指的案例。
此案由朱元璋亲自审理,现身说法,为我们解开了这个不可思议的谜题。
该案之源起乃是江西贵溪县的夏伯启叔侄两位隐士拒绝入朝当官。
但是当时已经有很多隐士因为拒绝入朝当官而被诛杀,为此两人一狠心,还把自己左手的大拇指都给砍下来了。
古代政府官员之任命,是很讲究公众形象的。即便是科举,文章写了个第一。真要当状元,主考官还得“选美”一下,长相不好看的就会被黜落。
同时,对于考生各种生理性的残疾也不能容忍,因为中国的传统是“身之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损伤了,首先就不是孝子了。
夏伯启叔侄断指之举,就是自残,证明给政府看,他们已经不是一个合格的人类,不配当官。
总之,夏伯启叔侄断指之举是为策万安,不得以而行之。
朱元璋一听此事,勃然大怒,当即将两人拿赴京师,亲自审讯。
朱元璋问:“当年天下大乱,你们住在何处?”夏伯启回答:“……躲在福建、江西两省交界的地方。”朱元璋问:“家小一起逃难吗?”夏伯启回答:“带着老爹。”朱元璋问:“既然带着老爹,一路上攀高山,下潜深谷,用不用手扶持你老爹?”夏伯启回答:“扶持。”朱元璋问:“后来又住在哪了啊?”夏伯启回答:“贼人占据了那里,我只得回了老家重操旧业。”朱元璋问:“再往后呢?”夏伯启回答:“在老家教书,一直到现在。”朱元璋听到这里,见夏伯启张口闭口的贼寇,心怀忿怒,而自己不正也是自贼寇起家的么,因此不免疑神疑鬼,认为夏伯启指桑骂槐,讥讽自己一手创建的大明王朝。
当下朱元璋已经动了杀机,为了让夏伯启叔侄死的心服口服,朱元璋又有了如下一番说辞——
“人生下来,父母不过给你们一个身体而已。什么叫做再生父母?人遇上大灾难,快要死了,有人及时把他救了。这个人,不论他是男女老幼,都是被救者的再生父母。你们之所以能够在乱世保全性命,那是因为这个国家有君主。有朕拨乱反正,人间才重见太平。你刚才开口闭口贼寇的,应该是别有用意吧。我告诉你,中国历史上之正统王朝交替,一个圣人接着一个圣人来到人间,为苍生主,那岂是人力可以做到的。都是天命啊。现在你跟朕对着干,拒绝和政府合作。可是你又不能学习你的好榜样,商纣王时代伯夷叔齐,反对周武王,宁可饿死,也不食周栗。可是你们呢?砍掉一根大拇指,就想在大明王朝苟且偷生。你们在朕的天下教书为生,恬然安逸,不必担忧遭到侵暴,也不怕被别人夺走家产。你过上这样幸福的生活,究竟靠的是什么?怎么敢有这样的自信。朕来告诉你,你现在之所以有这样的自信,不再担心被侵暴,被抢劫,也不怕被别人夺走家产。正是因为朕统治了天下了。这一切,都是朕恩赏给你。可是你现在却砍去自己的拇指,拒绝朕的征召。那么你们显然背弃了先贤之教,再不是朕所能教化的子民。因此,对于你,最好的下场,就是砍掉你的脑袋,屠灭你的家族,这样才能断绝天下那些不知死活不懂羞耻的愚民仿效你们的念头。”[8][1] 《释名》云:"击壤,野老之戏,盖击块壤之具,因此为戏也。
[2]王应麟 《困学纪闻》卷二十引周处《风土记》说, 击壤是古代儿童的一种游戏。壤以木为之, 前广后锐,长尺三寸,其形如履。先侧一壤于地,
遥于三、四步,以手中壤击之, 中者为上。以为壤是玩具, 并不是土壤。
[3] "壤夫者,尧时人也。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壤夫年八十余而击壤于道中,观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夫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皇甫谧《高士传》
[4] 《列子》曰:“尧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之治与不治,忆兆之愿戴己与不愿戴己,顾问左右外朝及在野,皆不知也。尧乃微服游於康衢,闻童兒谣。尧喜,问曰:‘谁教尔为此言?’童兒曰:‘闻之大夫。’大夫曰:‘古诗也。’尧还宫,召舜,因禅以天下,舜不辞而受之。”
立我烝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乐府诗集·
卷八十八 杂歌谣辞六》
[5]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论语》
[6] “朕惟天下之广,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贤共成之……然而怀才抱德之士多隐于岩穴……今天下甫定,日与诸儒讲明治道,启沃朕心,其敢不以古先哲王是期?岩穴之士,有能贤辅我,以德济民者,尚不吾弃。故兹诏示,咸使闻知”——朱元璋《谕隐逸诏》
[7] “呜呼!‘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说其来远矣!寰宇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朱元璋《大诰三编·苏州人材第十三》
[8]广信府贵溪县儒士夏伯启叔侄二名,人各截去左手大指,拿赴京师。朕亲问之,
谓曰:“昔世乱,汝居何处?”对曰:“红寇乱时,避兵于福建、江西两界间”。曰:“家小挈行乎?”对曰:“奉父行。”曰:“既奉尔父行,上高山峻岭,下深沟陡涧,还用手扶持乎?”曰:“扶持”。曰:“自后居何处?”曰:“红寇张元帅守信州,伯启还乡复业。”曰:“向后何如?”曰:“教学为生至今”。朕知伯启心怀忿怒,将以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特谓伯启曰:“……人之生,父母但能生其体而已,其保命在君。……尔伯启言红寇乱时,意在他忿,至于天更历代,列圣相传,此岂人力而可为乎!今尔不能效伯夷、叔齐,去指以食粟,教学以为生,恬然不忧凌暴,家财不患人将,尔身何将怙恃?”伯启俯首默然。噫!朕谓伯启曰:“尔所以不忧凌暴,家财不患人将,所以有所怙恃者,君也。今去指不为君用,是异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尔宜枭令,籍没其家,以绝狂夫愚妇仿效之风。”而伯启无对。
——《大诰三编·秀才剁指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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