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自己也知道杀隐士是不得人心的，但是他还是一意孤行，一意孤行的同时，还要实现逻辑上的自洽，就有点难度了。
不过朱元璋确实是一个大牛人，专门写过一篇《严光论》。
严光，是东汉光武帝刘秀未登基前的好朋友。
刘秀登基之后，要进用严光，多次征召。严光一再拒绝，拒绝到死。
朱元璋写这篇文章，就是为自己杀隐士的法律辩护，也特别有意思——
“汉代那个严光，正逢国家中兴之初，最缺少的，莫过于人才寡少。
做皇帝的第一忧心的，便是恐怕自己德行太薄，才能不够，结果治理不好天下，让老百姓大吃苦头。
因此刘秀希望有才能的贤人出山的心情是迫切，是以一再征召他们。
没想到啊，这班臭屁的家伙，居然不能体察君主的苦心。
不识抬举不说，还放纵自己，飘然而去，在水边垂钓为乐！
天啊！当时举荐严光的人究竟是谁！把这家伙举荐上去，他居然不做官，跑掉了，古今之人还以之为美谈！在朕看来却大大的不然。
名爵是国家的重器。国家聘请人才，授给他显赫的爵位，他却拒绝接受，这对国家是一种何其大的侮辱！
朕观察这些家伙，蒙受君恩，却不思报答！
他们自得其乐地在水边垂钓，自以为是，却从不思考，没有君王如旷漠般广阔的恩典，他们怎么可能享受到这一切！
假使光武帝没有平定赤眉、王郎、刘盆子这些割据势力，天下大乱，严光之流，又能上哪里享受垂钓之乐！……[1]
朱元璋的这个逻辑，在今天这个时代似乎并不曾过时。很多人在网络上论辩毛泽东之功过，持功大于过者，莫不是遵循朱元璋的辩解模式。
如果仅仅把朱元璋视为暴君，将其行为视为暴政，认为这仅仅是中国历史上之极端做法。这样的看法呢，也有点天真。
实际上，朱元璋的暴政理念，并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如果从文献上追溯，其源流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法家韩非子的言论。
韩非子在他名著《韩非子》一书中，就认为——
君主用来控制臣下的方法有三种：其中排在第一位的便是：对权势不能加以驯化的臣下，君主就要把他除掉。[2]
韩非子和老子孔子等思想家不同，不是那种单纯的喊喊口号之辈，而是对自己的每一条主张，都以具体的历史实例申论之。
当然，有时候找不到具体的历史实例，也不妨创造之，所以韩非子一书被视为寓言之书的原因在此。
总之，为了让自己的主张能够打动君主，捏造历史篡改历史的事情，韩非子没少干。
在解说这一条主张的时候，韩非子举出的一个“历史实例”，是西周开国之时，姜太公受封齐国，铁腕治国的一段轶事——
姜太公受封于东方的齐国，齐国东海边上有兄弟二人，名叫狂禖、华士，是隐居的士人。
他们确定为人宗旨：
“我们不臣服天子，不交结诸侯。
靠自己耕作吃饭，靠自己挖井喝水，我们无求于人。
不要君主给的名声，不要君主给的俸禄，我们不为做官忙碌而要从事体力劳动。”
姜太公一进入齐都营丘，当即派官吏捕杀他们，作为最先问斩的对象。
周公旦在鲁国听到这件事后，派出紧急的传信专车前往，向姜太公询问说；
“这两位是贤士。现在您有了封国而杀了贤士，为什么？”
姜太公答复道：
“这兄弟两个确定为人宗旨说；
‘我们不臣服天子，不交结诸侯。
靠自己耕作吃饭，靠自己挖井喝水，我们无求于人。
不要君主给的名声，不要君主给的俸禄，我们不为做官忙碌而要从事体力劳动。’
他们不臣服天子的话，那我就不可能把他们看作臣子了；
他们不结交诸侯的话，那我就不可能派他们出使了；
靠自己耕作吃饭，靠自己挖井喝水，不求助于别人的话，那我就不可能用赏罚来勉厉和约束他们。
况且他们不要君主给的名位，即使聪明，也不能为我所用；
他们不仰望君主授予的俸禄，即使贤明，也不能为我立功。
他们不愿意做官就无法管教，不接受任用就对上不忠。
再说先王之所以能驱使臣民，不是依靠爵禄，就是依靠刑罚。
现在爵、禄、刑、罚都不足以驱使他们，那么我将做谁的主子呢？
不打仗立功而显贵，不耕田种地而扬名，这又不是来教化国人的办法。
假如有匹马在这儿，像良马的样子，是天下最好的马。但驱赶它，它不上前；制止它，它不停步；叫它左，它不左；叫它右，它不右；
那么奴仆虽然低贱，也不依托它的脚力。奴仆之所以希望把脚力寄托在良马身上，是因为依托良马可以得到利益，避免危害。
现在不受人的支配，奴仆虽然低贱，也不依托它的脚力了。
这样，他们自以为是世上的贤士，而不愿为君主所用，自以为行为好到了极点，而不肯为君主卖力，这不是明君可以用作臣子的，也就像良马不可以使唤一样。
因此，我要杀掉他们。”[3]
当然了，中国历史上，像朱元璋、姜子牙这样，完全接受韩非子的主张——对待不合作的隐士如此极端的君主，还是比较少的。
多数的君主，还是乐于以刘秀为样板，对于不合作的隐士，尽可能优容之，以显示自己度量宽宏。
在魏晋时代，士大夫们甚至发展出一种新型的做官模式，以退为进，以隐居作为手段，提高自己声望，从而上达天听，连升了七八级都不成问题。
当隐士有什么好处呢？
那就相当于今天网络时代的匿名者，披着一个马甲，就可以享受到“壌父式”之言论自由。
士大夫当然很乐意享受这样的超国民待遇，所以宋代有一位非常牛逼的大文人邵雍就把自己的诗集叫做《击壌集》。
而政府呢？也不是看不清“隐士”不过是文人用来批评议论国事的一身高级马甲。
只要士大夫“壌父式言论自由”，还不至于摇撼到王朝的统治根基，政府一般也不会放在心上。
反之，则会引起强烈的反弹，如东汉的党锢之祸，明末的东林大狱，便是政府在忍无可忍之余，痛施辣手血腥镇压“壌父式言论自由”之明证。
总之，帝尧时代的这首《击壌歌》的影响很大，大到四千年后的革命者孙中山，在他的《三民主义》还念叨来着——
由这个自由歌（击壌歌）看焉，便知中国自古以来，虽无自由之名，而确有自由之实，且极其充分，不必再去多求了。
我们要讲民权，因为民权是由自由发生的。所以不能不讲白欧洲人民当时争自由的情形，如果不明白，便不知道自由可贵。
欧洲人当时争自由，不过是一种狂热。后来狂热渐渐冷了，便知道自由有好的和不好的两方面。不是神圣的东西，所以外国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我们不能承认。
中国人为什么是一片散沙呢？
由于什么东西弄成一片散沙呢？就是因为是各人的自由太多。由于中国人自由太多，所以中国要革命。[4]
（我们的这个国父果然“大炮”的可以——中国之所以要革命，乃在于自由太多——这样的结论也能得出来，真神人也。
这自然也只能归美于我们中国独有的“壌父式的言论自由”）
帝尧被壌父搞的没脾气，不过也不放在心上。
在他统治期间，烦心事多的很。烦心事多了，要长命是很难的。
帝尧活了那么长，肯定很有一套减压的方法，那就是接着巡守的名义，到处看看风景名胜。
有一次，帝尧跑到华州一带巡游出访，华地守封疆之官（华封人）说：
“啊，圣人来了！请让我们为圣人祝福，祝愿圣人长寿。”
“不用。”
“祝愿圣人富有。”
“不用。”
“祝愿圣人多主儿子。”
“不用。”
守封疆之官说：“长寿、富有、多生儿子，是人们都愿意得到的，唯独您不愿得到，这是为什么？”
帝尧说：“多生儿子就会使人有更多畏惧，富有就会多事，长寿就会增加困辱。这三项无助于培养无为之德行，所以不需要。”
守封疆之官说：“开始我以为您是位圣人，现在看不过是位君子而已。
上天生出万民，必定要授给职事。多生儿子而授给他们职事，那样作还有什么可以畏惧呢！
富有而使大家分享，那样还有什么事呢！
作为圣人，象鸟一样居无定所，靠天而食，行动不留下形迹；天下有道之世，就与万物一起昌盛；天下昏乱无道之世，就遁世隐居修养德行；
活上千岁，对世俗生活厌倦了，就升仙而去；乘上白云，到达天帝之处；三种祸患不来，身体常久无灾殃；那样还有什么困辱呢！”
守封疆之官转身就走，帝尧被这莫名其妙的棍子给打蒙了。好一会儿才醒悟过来，知道遇见高人了，跟在后面说：“请问……”
守封疆之官说：“回去吧。”[5]
帝尧作为黄帝王朝最高领导人巡游出访，遇见壌父、封华人这么两个个刺头儿，一个不待见他，一个教训他，真是一点没脾气。
上古时代之巡游，领导人和老百姓之间的互动，不惟是身份上的平等，还有思想上的平等，只有这两样平等了，交流才有可能。
现代则不然，比如2007年11月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街道，看望困难群众，并与居民们亲切座谈。
……
一进房间，温家宝亲切地询问患有脑血栓的黄艳芳的身体情况。
“治病花多少钱？”
“自己掏15%，可以报销85%。”
“总理，你后面就是煤改电的新暖气。”于文治告诉总理。
温家宝摸着电暖气高兴地说：“已经热了，太好了。”
“煤改电后，要花费多少？”总理问道。
“夜里低谷电，晚上10点到早上6点，每度电就掏1毛钱。”
“你们两个人的退休工资能照拿吗？”总理问。
“能，现在退休工资每月15号发，特别准。”
离开前，总理叮嘱黄艳芳说：“你要安心养病，身体一定能好起来。”
雨儿胡同22号的院子不大。窗台上，放着一排黄灿灿的柿子；墙根边，码着整整齐齐的白菜和大葱。温总理在院子里与金树生和老伴儿刘秀英亲切握手问好，并扶着他们进到房间里。
房间里安装了电暖气，十分暖和。总理坐在两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中间，与他们拉起了家常，从年龄身体、日常生活到家庭开支、孩子工作，问得十分仔细。
“你一个月退休金有多少？”总理关心地问道。
“1500元。不久前涨了200多元。”金树生老人回答说。
“你们这些80年代前后退休的，退休金都比较低。”温总理看着金树生老人说：“前三年国家分三次提高退休金，平均每人提高240元左右，北京市可能还高一些。国家决定从明年起再分三次进一步提高退休金。”
听到总理的话，金树生激动地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
……
温家宝在认真听完了11位困难群众代表的发言后，说：“今天请的都是家庭比较困难的居民。正像大家讲的，我们希望群众都生活得踏实、安定，无后顾之忧。我们的目标，就是大家期盼的‘国家繁荣昌盛，人民生活红红火火’。这也是党和政府的责任。”
“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解决群众的困难是政府的责任。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克服眼前的困难，使市场平稳，保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踏实。”
总理坚定的话语，在会场里激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以上为中新网11月12日电 据中央电视台报道）
总之，整个过程就和谐的不像话了。
这样的巡游出访，已经完全形式化了，然后在报纸上登一登，电视上放一放，又有什么意义呢？
[1]汉之严光，当国家中兴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为君者虑，恐德薄才疏，致民生之受患，礼贤之心甚切，是致严光、周党于朝。何期至而大礼茫然无所知，故纵之，飘然而往。却仍凄岩滨水以为自乐。……假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辈混淆未定之时，则光钓于何处？当时挈家草莽，求食顾命之不暇，安得优游乐钓欤？今之所钓者君恩也!……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明太祖集·严光论》
[2]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经一，势不足以化则除之。——《韩非子· 外储说右上第三十四》
[3]太公望东封于齐，齐东海上有居士曰狂矞、华士昆弟二人者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于营丘，使吏执而杀之，以为首诛。周公旦从鲁闻之，发急传而问之曰：“夫二子，贤者也。今日飨国而杀贤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无求于人者，是望不得以赏罚劝禁也。且无上名，虽知，不为望用；不仰君禄，虽贤，不为望功。不仕，则不治；不任，则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禄则刑罚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则望当谁为君乎？不服兵革而显，不亲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于国也。今有马于此，如骥之状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驱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则臧获虽贱，不托其足。臧获之所愿托其足于骥者，以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为人用，臧获虽贱，不托其足焉。已自谓以为世之贤士，而不为主用，行极贤而不用于君，此非明主之所以臣也，亦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诛之。”——《韩非子· 外储说右上第三十四》
当然韩非子也知道自己捏造的历史，很难让人信服。于是，为了增加这件事的真实性，他同时还提供了另外一个大致相同的说法，这里就不引用了。
[4]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二讲
[5]尧观乎华，华封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尧曰：“辞”“使圣人富。”尧曰：“辞。”“使圣人多男子。”尧曰：“辞。”封人曰：“寿、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独不欲，何邪？”尧曰：“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是三者非所以养德也，故辞。”封人曰：“始也我以女为圣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万民，必授之职。多男于而授之职，则何惧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则何事之有！夫圣人，鹤居而毅食，鸟行而无彰；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三患莫至，常无殃，则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尧随之曰：“请问。”封人曰：“退已。”——《庄子·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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